9月11日，利比亞和埃及兩國爆發示威活動，抗議一部涉嫌詆毀伊斯蘭教與先知默罕默德的美國電影《穆斯林的無知》上映，造成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裏斯托弗·史蒂文斯及3名外交官身亡，進而引發多個國家伊斯蘭教教徒掀起“反美浪潮”，並從中東北非擴大到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國家和英國、丹麥、荷蘭等西方國家，且引發了流血衝突。（9月18日《人民日報》）美國一手導演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美國之冬”，值得美國反思。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一方面表面上對伊斯蘭世界採取順從、尊重和接觸政策，另一方面又以反恐的名義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用武力推翻了薩達姆、塔利班政權，按美國民主模式扶植了新政權。近年來，作為承接小布希“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後續行動，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北非狂風暴雨般地掀起了“阿拉伯之春”革命，幫助埃及、突尼西亞、葉門和利比亞推翻了這些國家的專制政權。本來以為“這波民主海嘯將席捲整個地區”，結果令美國深感失望，乃至使自己陷入全球反美風暴的尷尬境地。
為什麼穆斯林如此恨美國？對於這個美國媒體不斷發出的疑問，海灣新聞網給出的回答是：那部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美國電影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它所激起的是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對美國政策數十年不滿的徹底爆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賀文萍分析稱，其中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深層次因素：一是卡扎菲之後的利比亞不僅遠未迎來“民主”與“自由”，而且穩定與安全環境堪憂；二是利比亞和埃及等北非國家在經歷了政治和社會變革之後，隨著伊斯蘭勢力的整體強勢崛起，伊斯蘭激進勢力的影響也在擴大，其反對西方、反對美國親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以及維護宗教信仰“純正性”與“神聖性”的立場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三是美國對該地區的上述變化沒有做好準備，其固有的傲慢、文化優越感和缺乏對其他宗教的包容性，也是這一悲劇發生的深層原因。例如，1989年英國作家薩曼·拉什迪出版的褻瀆先知穆罕默德的《撒旦詩篇》，今年2月發生的北約駐阿富汗安全援助部隊焚燒《古蘭經》事件。她認為，這說明，美國不遺餘力在中東北非地區推動所謂“民主化變革”以及親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失敗。賀文萍研究員的系統分析，大概切中了問題的要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奉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採用包括發動戰爭在內的各種手段，推行所謂“普世價值觀”，以維護其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和控制權。正如一些阿拉伯媒體所言，美國表面上是“世界警察”，而實質上是麻煩製造者，不斷給世界的平穩發展添亂。正是美國殘酷血腥的中東政策導致了該地區反美情緒和針對美國的暴力事件。既然播種了仇恨的種子，就應該吞下仇恨的果實，這就是所謂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針對伊斯蘭世界在全球掀起的反美風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對《紐約時報》說，“在可以預見乃至更遠的未來，中東將帶給美國各種困難抉擇以及挫敗感”。美國大選即將臨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奧巴馬、羅姆尼誰當政，是不是可以檢討一下美國的對外政策呢？但是，讓美國放棄霸權主義，不再叫賣“普世價值”，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