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媒體人論壇開始前每個參會者作簡短的自我介紹，令中國記者有些尷尬的是：韓國的記者多會漢語，去過中國不少城市，且對中國社會和文化有較深的了解，談起去過的中國城市如數家珍。而中國記者很少有會韓語的，多是第一次來韓國，除韓劇和泡菜外，對韓國社會比較陌生。很慚愧，我就是第一次到韓國且不會韓語。
這樣的對比並非偶然巧合，也不僅表現在媒體圈和媒體人身上，而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一方面說明中國正在崛起，過去重視英語的韓國媒體人，現在越來越重視漢語；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媒體人應該更加重視這個鄰居，與韓國同行相比，我們有不少欠缺，有不少需要補上的課。
韓國記者代表團中，有好幾位都是曾經被所在媒體派駐中國的“北京特派員”，比如論壇的主持人、《朝鮮日報》的池海范先生、《京鄉日報》的洪仁杓、《東亞日報》的河宗大、《每日經濟新聞》的崔慶善等等，他們都曾經當過“北京特派員”，並在常駐中國中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通”。這些“北京特派員”談起中國問題，對房產稅的理解，對中國官場的認知，不遜於一個相關問題專家，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這些“北京特派員”結束常駐任務回國後，都升了“官”，多成了這些媒體的“國際部部長”，主管本媒體的國際報道。“國際部部長”的權力可不小，有限的國際版面，報道哪些國家的新聞，選題、角度、比重等等，駐外記者發回的報道上不上版，很大程度上都由“部長”決定。
“北京特派員”回國後都能掌管國際報道，這個細節，見證著中國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哪個國家的媒體也不敢看低中國。“北京特派員”身份的重要，與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是共生一體的。
過去很長時間中，這個重要的位置，都是由有美國和歐洲駐站經歷的記者佔據。“北京特派員”報道北京的事情和中國的新聞，需向這些部長彙報。有著歐美駐站背景的“國際部部長”們，自然更重視來自歐美的新聞，帶著天然的“歐美中心主義”視角，“北京特派員”所報的選題常被否決，結果，韓國媒體上的“國際新聞”自然多被歐美事物所佔據。民眾的世界觀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塑造的，受“歐美中心主義”媒體報道的影響，韓國民眾也自然會更加熟悉並在情感上親近歐美，而對中國這個近鄰很陌生。
這樣的媒體報道取向，顯然受到了國際政治和國家地位的影響，新聞規律也驅使著媒體更加重視來自大國強國的資訊。
“北京特派員”地位的上升，一方面是這些“北京特派員”幹得很出色，從北京發回的一篇篇有分量的中國報道，確立了他們在單位的地位，“國際部部長”的位置眾望所歸——這也與中國越來越開放有關，開放的環境使他們能寫出有資訊含量的報道，中國飛快的發展和改革也提供了充足有料的新聞素材。另一方面，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中韓“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的推進，也使韓國人越來越關注這個昔日在追趕他們發展步伐的鄰居，媒體要滿足公眾的資訊需求。
這是一個良性迴圈，“北京特派員”成為“國際部部長”，會使韓國媒體更加全面和客觀地報道中國，向韓國人傳遞一個不被歪曲的完整形象。成為部長的“北京特派員”當然不會違反新聞規律而一味“為中國說好話”、“替中國做宣傳”，但長駐北京的經歷會使他們更重視中國的事情，來自中國的消息的比例會加大；更客觀地看待和理解中國，而不是像某些媒體那樣憑著一鱗半爪的資訊、豐富的想像力、天然的偏見去報道中國。這種對中國的善意和客觀的了解會通過報道傳遞給公眾，並影響政客和政治，促進中韓交流。
世界很多重要媒體在中國都有“北京特派員”，中國官方應該重視這個群體，重視此一途徑的民間外交。一個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了解，很多靠的就是這些“北京特派員”的報道。讓世界了解中國，首先就是要讓中國向這些“北京特派員”開放，讓他們全面地了解中國。他們的報道把中國寫成什麼，中國在他們國家民眾中的形象就是什麼。他們也許是帶著偏見、誤解甚至對立的情緒來到北京的，但中國應該以透明的資訊和坦誠的姿態一點一滴地消除他們的成見。中國花了很多錢在世界各大媒體宣傳中國形象，但以開放贏得一個“北京特派員”的好感和尊重，要比投入上億的形象塑造費更重要。廣告的效應非常有限，一篇負面報道就足以將數億廣告營造的形象打得稀裏嘩啦。
在交流中，這些已經陞官的“北京特派員”對中國的發展表示了很多憂慮，並提了很多建議，比如他們常焦慮于在很多大事上採訪不到資訊，某些領域的資訊不透明使很多韓國人對身邊這個大國的崛起充滿擔心，“中國威脅論”正源於這種資訊的不對稱。“北京特派員”們的觀察不一定準確，判斷也不一定對，但提供的視角卻值得中國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