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間因近代交惡而累積的積怨，對中日兩國民眾造成的心理創傷與隔閡非常嚴重，雙方要達成廣泛而穩固的互信，自然絕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積沙成塔、水滴石穿的決心
釣魚島爭端讓中日民眾之間的親和度不斷降低，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使得本來就非常脆弱的中日互信基礎愈加不堪一擊。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剖析島爭背後的中日國民心態，這是重建戰略互信的前提。
中國對日心態剖析
大國心理。中國是在歷史上曾創造過世界上最光輝燦爛的文明。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在近代之前的大部分時期裏，深受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在歷史交往當中，甚至出現了中日“同文同種”的說法。中國人對於日本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歷史上的中國人認為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往往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日本，結果不僅造成對日認識的長期停滯不前，而且形成了一種僵化、固定模式的日本觀。因此也積澱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負心理，導致了中國長期存在著輕視日本的思想。
歷史恥辱感。中國解決歷史問題的根本方針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而日本則更多地強調“結束過去，開創未來”的重要性。在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日本右翼勢力始終不能正視歷史，甚至不斷發表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論。這成為引發兩國摩擦、阻礙雙方互信的一個根源。
領土挑釁。釣魚島問題是涉及中日主權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政府主張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雖然其至今仍在日本實際控制之下，但中國從未放棄對其擁有主權的立場。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一再挑釁中國，其一直認為，近代以來日本一直擁有對該島的主權和控制權，否認中日存在領土之爭。日本的不斷挑釁和干涉，使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信任度急劇下降。
國際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造成的委屈與不滿。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緊隨美國，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石，配合美國戰略東移，積極參與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中國欲和平崛起，卻很難被其他國家理解和接受，反而處處受遏制，因此也會產生委屈甚至不滿。中日兩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很不一樣，雖然當今世界已不再是冷戰時代，但意識形態的差別仍然制約了雙方的互信。
日本對華心態剖析
二重心理。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菊與刀》一書中深刻剖析了日本人性格的兩重性，稱他們是“既好鬥又和善，既蠻橫又文雅，既勇敢又膽怯”，是“禮儀之邦而又目空一切”的民族。因而他們既擁有自己是“神佑民族”的優越感，又有一種對強者“溫順依附”的自卑感。所以自日本明治維新迅速崛起以後，日本人面對同屬亞洲而落伍的中國，在潛意識裏有一種優越感，而對於強大的歐美國家則在骨子裏有一種自卑心理。民族的優越感使他們對落後於自己的中國及亞洲一直採取鄙視的態度，甚至對亞洲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揚言要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用日本的標準來改造亞洲。日本人往往把交往的對象分為非強即弱，強者是交往的目標、攀附的對象，弱者常常就成為打擊和掠奪的對象。
歷史指責。日本文化中對生、死、罪有著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看法，主張任何人死後都會變成一尊神，不應追究其生前罪行，視參拜靖國神社為祭祀死去的親友。特別是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以來，無論是小泉本人還是日本的主流媒體，都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是小泉個人的“政治信念”，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激烈的對日批判，更加刺激了日本國內對中國立場和意圖的懷疑和指責。越來越多的日本國民把中國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視為干涉日本內政，並認為這是中國在打“歷史牌”以制約日本。他們覺得中國在沒完沒了地揪日本的歷史辮子，使得日本永遠抬不起頭來，在外交中是“永遠被動”。況且日本人認為日本在戰後對中國的投資是對中國的幫助，中國不但不感激，反而還要不斷以歷史問題來譴責日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原來有一定負罪感的日本民眾也對中國開始不滿。
潛在對手。中日兩國地位的相對變化，也使國民心態和輿論發生了很大變化。冷戰之後，中國和日本作為兩個世界性大國，都對自己的戰略目標進行了相應調整，以實現自己在新時期的戰略目標。這不僅使中日關係從友好壓倒一切的時代進入了重視國家利益的時代，使兩國關係中摩擦和競爭的一面上升，甚至還引起了對對方國家發展方向和意圖的不安與猜疑，從而進一步影響了雙方的互信。在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裏，認為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成為日本的競爭對手，也聽不到中國威脅的論調。但當泡沫經濟崩潰後，“失去的十年”使日本人失去自信，不少人開始把中國看成自己潛在的甚至現實的競爭對手，中國威脅論開始流行起來。相反，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國人更加自信起來，一些人擺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對日自卑感，少數人開始主張對日本說不。中國戰略發展目標在影響日本，部分日本人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影響其客觀認識和理解中國的一個障礙。
危機憂患。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2010年中國GDP總額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使日本產生了一種遏制中國的心理。政治上，中國政治大國的風範也突出地表現出來，例如在朝核問題上發揮了一個協調人的積極作用；先於日本，與東盟簽署了組建自由貿易區的初步協定；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強化自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等。而日本面臨的卻是經濟持續低迷、人民情緒普遍低落，舉國上下充滿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開始對歷史上曾多次受過日本欺淩的中國的強大感到恐懼和擔憂，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紛紛出爐。特別是長期以來，日本的個別媒體戴著有色眼鏡，對中國的報道受控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失真的地方比較多，比較片面。在一些突發事件中，媒體不僅沒有起到穩壓器的作用，反而還不斷煽動日本民眾的排華情緒。一些本不應該政治化的事件最終上升到了政治層面，使雙方的對話與協商遭遇困難，直接導致了雙方的互不信任感進一步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