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主任任天佑 ：一戰推動中國歷史走向重大拐點
據參考消息7月9日報道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懈追求的夢想。一戰時期及之後一個階段，作為近代中國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民族復興進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雙城記》中的話說，這是一個壞時代，中國政局混亂、在世界上任人欺負；這是一個好時代，面對內外交困亂局，中國人從反思走向覺醒。其中，一戰的爆發、中國在一戰期間面臨的種種矛盾與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響並推動中國發展出現重大轉折：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性飛躍。
認清歐美日強盜本性
實現民族復興，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首先是擺脫半殖民地地位，實現民族獨立和平等。一戰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矛盾的總爆發，中國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權益，但最終卻被列強拋棄和出賣，成為帝國主義分贓政策的犧牲品。
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戰爭，用炮艦轟開了中國大門。從此，西方列強紛至遝來，強制性地把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所
有的奮鬥，就是尋求國家富強，擺脫任人欺負的現狀，振興中華。而一戰的爆發，又給不少中國人帶來憧憬，希望利用這場戰爭，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廢除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國際秩序。
大戰爆發後，由於主要參戰國在中國都有勢力範圍，註定了發生在遙遠歐洲的戰爭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對中國來說，袁世凱政府最初希望通過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無視中國是中立國，借向德國宣戰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宣告中國中立政策的破產。中國欲中立而不能，參戰成了唯一選項。而中國也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美日矛盾，借參戰實現利益最大化。
但參戰卻面臨問題。先是日本擔心中國參戰會提高聲望而極力反對，後來日本見勢難以阻止，就先後同英、俄、法、意達成“五國諒解”秘密協議，保證戰後和會上支援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此時，美國擔心中國被日本進一步控制，轉而反對中國參戰，但考慮在遠東無法與日本抗衡，只好妥協，雙方簽訂協議，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國在華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列強們從自身利益出發，用中國利益做交易，根本沒把中國主權放在眼裏。對這種受制於人的狀況，梁啟超憤慨地說：“夫有國者，不能自樹立其地位而視他國之政策以為轉移，此誠我國民最可恥之事。”
1917年8月，中國正式加入協約國一方，參加一戰。中國作為參戰國和戰勝國，極大增強了爭取民族獨立的信心。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國家互相保證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更是令中國人神往。
1919年1月，處理解決戰後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這個會議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國控制。中國以戰勝國姿態出席會議，擬定
了破除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取消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撤退外國軍隊、停付庚子賠款等內容的提案，並制定了“聯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儘管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據理力爭，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沒有實現。巴黎和會實質上成了列強重新劃分世界霸權、掠奪戰敗國的分贓會議，中國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籌碼，成了列強們骯髒交易的犧牲品。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使中國人徹底認清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陳獨秀指出，威爾遜只是一個“空頭大炮”。嚴復說，西方國家在1919年的行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發展最後只歸結四句話：自私、殺戮、無恥和墮落。李大釗根據對於帝國主義強盜本性的新認識，進一步提出了“把這強盜世界推翻”、“改造強盜世界”的徹底反帝口號，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本性的認識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飛躍。
“社會主義”成時髦熱詞
近代中國追求民族復興，從深層次看，就是不斷探求國家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過程。一戰徹底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弊端，打破了西方文明完美優越的神話。資本主義失去了光明前途，社會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國人民追求的目標指向。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人抵抗列強一次次失敗，漸漸從“天朝上國”夢中驚醒，意識到西方列強不僅有堅船利炮，而且有制度文明，開始由被動向主動、由技術文明到制度文明，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
中華民國建立後，擁有了共和國幾乎所有的制度形式：多黨競爭、議會選舉、責任內閣、獨立司法，還有一部呼之欲出的《天壇憲草》。尤其開放黨禁，一瞬間冒出幾百個政黨。但各種勢力為黨派和個人私利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甚至在國會、報紙上爭鬥謾罵。議會制試行不到兩年，便招來各種批評，旋即為袁世凱洪憲帝制所替代。袁死後，民國雖然仍有共和政體形式，國家卻陷入一輪又一輪混戰，成為近代中國史上最混亂最黑暗的一頁。
一戰的爆發，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加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各種危機頻繁，貧富分化嚴重，更加激發了中國人對西方制度模式的質疑。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一書中為國人描繪了戰後歐洲滿目瘡痍的景象，並宣告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萬能之夢”已經破碎。1920年，周恩來赴歐留學之初，便在第一篇旅歐通信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諸夢囈”。
中國未來向什麼方向發展，走什麼樣的道路，引發人們思考和廣泛討論。辛亥革命後，各種主義、學說紛至遝來。但實踐證明，靠恢復儒教救不了中國，一戰又使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失去了光環，社會主義開始受到追捧。陳獨秀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當時還有人寫道：“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裏的中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忪地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
1923年4月，中國大學(孫中山等人為培養民主革命人才而創辦)在建校10週年紀念日舉行公民常識測驗，其中一項是“你歡迎資本主義嗎”，結果不歡迎者1991票，佔73%；另一項是“你贊成社會主義嗎”，贊成者2096票，佔76%。同年12月，北大在建校25週年紀念日進行民意測驗，其中問道：“現在中國流行關於政治方面的各種主義，你相信哪一種？”相信社會主義的291票，相信資本主義的4票。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好惡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進一步看，由於一戰引發的十月革命在與中國國情近似的俄國發生，同時，與列強對中國侵略欺騙形成鮮明的對比，勝利後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俄時代在中國獲得的一切特權和密約。這在中國引起了震動和強烈反響，一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一戰時期，先進中國人的探索啟示人們，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鬚根據中國國情，以先進理論做指導，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而不能照抄照搬他人。對中國這樣的文明大國，應當也完全能夠創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更具蓬勃活力的制度模式。
時代呼喚共產黨登場
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誰來推動這一進程，又由誰來肩負起領導使命？一戰期間，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對勞工作用的新認識，使先進的中國人看到，必須動員和依靠勞工大眾，形成改造中國的強大政治力量和堅強領導核心。
鴉片戰爭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這個內憂外患的貧弱帝國如何變革圖強、走出危局？先是靠傳統帝制搞洋務運動，甲午一戰前功盡棄。接著靠開明君主變法維新，很快被頑固勢力扼殺。辛亥革命後，人們寄希望於議會精英，然而政壇上卻一片混亂。
對這種狀況，當時先進分子認識到，解決中國問題靠開明君主不行，精英政治、軍閥勢力也靠不住，必須依靠國民大眾，直接訴諸民眾。1916年伊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指出：“吾國年來政象，唯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其結果也，不過黨派之勝負，于國民根本之進步，必無與焉。”孫中山對代議民主制也有所不滿，認為民眾沒有直接掌權。
中國先進分子之所以能夠實現這樣的認識轉變，與一戰期間中國發生的變化不無關係。首先，中國民族資本得到迅速發展，被稱為民族資本的“黃金時代”。從1914年到1919年，民族資本共新設廠礦379家，平均每年63家，年均設廠數比此前19年間增長一倍以上。由此帶來的是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產業工人由戰前約100萬人，發展到1919年的260多萬人。其次，中國作為參戰國，採取“以工代兵”，向歐洲輸送了14萬華工。這些華工以優良素質為中國贏得了榮譽，為戰後中國在巴黎和會爭取國家利益贏得了資本，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下層民眾的力量。五四時期提出的“勞工神聖”口號，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更是讓追求中國進步的各派勢力看到了民眾的力量。五四運動中，雖然學生、市民和工人無一兵一卒，但聯合起來，竟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讓步，取得社會運動的勝利。由此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啟示，即國民運動勝於軍事力量，觀念力量未必輸于物質實力。於是，包括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等勢力，不約而同地從上層轉向社會，到社會中去積蓄改造中國的政治力量，醞釀並直接推動了國民大革命。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力量的新認識，尤其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所有這些，呼喚著一個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新的領導力量。正因為如此，一戰結束僅三年，中國共產黨即正式成立，也就決非偶然了。
一戰時期，面對中國自身的矛盾問題，面對一戰給中國帶來的震撼與屈辱，先進的中國人在苦悶與憤怒中反思，在希望與曲折中求索。他們看清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看到了未來社會主義的曙光，看到了勞動大眾力量及其領導集團所代表的方向。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新覺醒，打開了中國走向新時代的閘門。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動員、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進行徹底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最終得以勝出，更彰顯出近代中國發展的必然邏輯。
任天佑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主任，少將軍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領導小組副組長，國防經濟研究中心理事會副理事長。著有《讓思想突出重圍———當代軍事轉型中的心路紀要》，主編《鄧小平國防思想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