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8月11日文章，原題：中國的咄咄逼人必須放在亞洲民族主義競逐的背景下來看 從2010年起，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經歷逐漸磨蝕。用來描述如何管控雙邊關係的用語也在變化，“接觸”一詞的使用頻率減少，過渡到“防範”，又到“威懾”，如今雙方使用的是“高壓外交”。
稱中國行為是“切香腸”或“蠶食”雖屬老生常談，卻有一定道理。但這並非說，日本和其他國家沒做出過挑釁北京的不智行為。
筆者想談三點。首先，我們在亞洲遭遇的不單是中國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還有互相衝突、自負高漲的多國民族主義。其次，我們不應簡單地將問題表述為“美國該如何應對北京”，確切地說，地區和國際體系正在做出反應，這已令中國付出重大代價。一個重要問題是，對於這些日益上升的代價，北京還願承受多久？最後，華盛頓不應做出損害大家——尤其是地區盟友利益的事，還應考慮冷戰的教訓。
亞洲是個歷史記憶久長、各國之間缺乏信任的地區。許多國家通過訴諸民族主義來爭取國內支援——日本首相安倍是這樣，中國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亦是如此。因此，中國自負的民族主義無疑是個問題，但更大問題是，地區多國民族主義的互相作用，正令許多亞洲國家和社會變得咄咄逼人。華盛頓需謹慎，在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際，不能放任別國的民族主義。
不要抱一種錯誤觀念——以為只要給北京增添麻煩就一定符合我們的利益，不應把目前相對平靜穩定的地區變成北京的新問題。想憑藉香港“佔中”或臺灣太陽花運動來渾水摸魚，只會挑起北京最糟的可能反應。要認識到，亞洲的問題不單涉及中國，而是地區許多國家民族主義競逐和不安全感的問題。(作者戴維·蘭普頓，喬恒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