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２日發表專欄作家劉利剛撰寫的題為《無須高估中國經濟棉鈴的困難》的文章。文章說，新年伊始，對中國經濟下滑的擔憂再度興起。其中，中國經濟將掉下“財政懸崖”、中國面臨硬著陸風險甚至將迎來金融危機的觀點佔據了市場主流，甚至一些中國官員也認為經濟面臨著嚴峻的風險。3月中國“兩會”來臨，伴隨著２月２８日的降息，各種議論再起。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
比如，中國是否面臨“財政懸崖”的問題，其中的主要擔憂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收緊，從而中國面臨比較嚴峻的投資下滑壓力。儘管由於需要支付此前債務利息，同時地方政府將被禁止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發行債券以及獲取銀行貸款，但是按照地方化政府目前的收支規模，筆者測算中國面臨的實際支出缺口在今年最多達到GDP的4.2%，未來幾年的支出缺口將大約佔GDP的3%——儘管看起來中國有掉落“財政懸崖”的危險，但這樣的風險是可控的。比如說地方政府已經被允許通過債券市場直接發行債券，這樣的一種方式相比於此前的“隱性負債”事實上是一種明顯的進步。通過發行債券，地方政府可以拉長自身的債務期限，同時其財政收支體系將更加透明，這也是改革帶來的“倒逼”效應。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等方式來引入民間資本，這樣不僅引入了更多的資金，同時也有利於培育市場力量來進入傳統的壟斷領域，這對於中國經濟的管理模式來說也是顯著的進步。因此，儘管局部風險有一定可能，但過度強調中國面臨的財政困難並不可取。總體來看，中國仍然可以避免系統性風險。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國有金融體系也將為整體經濟提供一個有效的安全網。
正像這些年來筆者強調的，中國政策決策者需要通過各種政策來為整體經濟提供“信心”，這需要一種明確的“底線思維”。比如說一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設定為7%，那麼政府應該出臺一系列的具體政策來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具體來看，如果中國需要達到7%左右的經濟增速，過去數年的經驗表明中國的投資增速需要保持在至少15%。很多市場人士認為中國的投資增速已經過高，同時房地產市場的存貨水準已經很高，因此投資的減速將是大概率事件。但中國的可投資空間仍然很大，在房地產市場之外，中國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其中包括高速鐵路、智慧電網、教育醫療、社保體系等等。此外，中國也需要大量的製造業投資來提升整體經濟的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需要更加明智和有效的投資。從資金來源來看，中國的儲蓄率仍然很高，如果這樣寶貴的國內資源不被用於國內投資，將會被迫投資在收益率極低的美國國債上，這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反而會產生“釜底抽薪”的效果。
除此之外，中國也需要採取多種舉措來保證有序的去杠桿化，與之對應，貨幣政策的放鬆是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對於金融體系的改造也十分必要，中國應該允許民營資本逐步進入金融體系來幫助中小企業融資。此外，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更具有深度以及更加活躍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更加長期穩定的債券發行不僅可以減小地方政府面臨的債務問題，也可以助力中國建設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來降低金融風險。
中國政府也需要採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提高家庭消費。與此前相比，中國的財政政策的積極不僅體現在政府對於基礎設施以及福利網路的投入，更應該體現在通過減稅等一系列舉措來有效降低消費成本，以鼓勵中國中產階級的潛在消費能力。事實上，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已經十分龐大，從其海外消費中也可以看出其巨大的消費潛力。通過降低關稅、提升監管水準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中國可以達到有效對接“世界工廠”和國內消費，將“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更多地轉化為“Made for China”（為中國造）。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在2015年面臨的全球經濟環境儘管存在挑戰，但卻非完全悲觀。在美國經濟復蘇的帶動下，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的表現其實值得期待。中國經濟仍然可以保證7.0%的增速，美國大約能夠在今年保持大約3.5%的增速，這兩大經濟體將為全球經濟釋放1.5萬億美元的經濟增量，而歐洲經濟在量化寬鬆的帶動下也可以恢復一定的增長動能。總體來看，外部環境出現改善的可能性很大。
當然，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在外部環境出現改善的狀況下，內部政策導向、力度以及執行力仍然是關鍵。筆者認為，中國整體政策應該保持定力，既要通過政策調整來推動傳統行業的有序地去杠桿，也要通過政策引導來推動服務業和消費的增長。在結構性改革的當口，中國經濟更需要保持市場的信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策的有效執行則更加重要，在“反腐”過程中，官員不作為也應受到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