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中美關係要擺脫二元對立思維
2015年4月12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正式宣佈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在中國國內，人們關注，一旦她當選，將會奉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會不會成為一位對華強硬的美國總統？
正因為希拉裏競選聲勢旺盛，並且富有同中國長期打交道的經歷，人們早早開始關注其她一旦當選後的對華政策取向。儘管現在就作出斷言為時尚早，但仍不妨做些猜想。
預測需要在兩個維度上進行：一是從希拉裏本人的對華態度演變中辨識軌跡，二是從中美關係這些年來的線性發展中尋找規律。
把希拉裏定性為一個鷹派人物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希拉裏作第一夫人和聯邦參議員時，留下了利用婦女、人權、經貿問題敲打中國和投票支援國會反華決議案、參與抵制北京奧運會的記錄，但也力挺丈夫比爾·克林頓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的主張，贊同對華接觸。
這種複雜傾向既反映了其眼界和智識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也有其作為一名有野心的政客在不同職業崗位上不斷進行政治投機的一面。
出任國務卿後，希拉裏成功擠佔美國對華政策制訂與實施的核心位置，把內心深處對中國的思考源源不斷地注入現實。她以鮮明的兩面性處理美中關係，一方面帶著高度熱情投入兩國戰略對話，擺出傾聽者、協調者的姿態，在實踐中思考美國應如何對中國開展“基於實力的接觸”並將對華政策納入亞太戰略總體框架的問題。
實事求是講，源於學術界的守成大國與上升大國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能夠登堂入室，進而發展出“新型大國關係”理念，希拉裏也是有貢獻的。
另一方面，在希拉裏等人及軍方策劃下，美國正式出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南海、東海問題為抓手，攪動局勢，介入中國與鄰國的海上爭端，重新加強與亞太盟友夥伴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同時對亞太多邊機制的發展建設施加更直接影的響，重設地區安全規則和貿易標準，以“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應對一個“不再隱藏自己意志”的中國。
希拉裏把中國稱作“一片未知的水域”、“選擇性的利益攸關方”，認為美中關係“不是一組可用朋友或夥伴簡單形容的關係”。
希拉裏為美國設計的“跨太平洋架構”和亞太“前沿部署”外交有六大“關鍵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很難說希拉裏在改造美國大戰略方面有什麼遠大理想和私房設計，因為她一直把主要心思放在為登上世界權力巔峰積累政治資本上。但其一旦成為史上首位女性美國總統，就將是個不一樣的希拉裏，不僅會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比男性總統更為刻意地顯示強勢、果斷，更要處心積慮地延續“克林頓主義”傳統，力圖成為“新美國”的締造者。
不過，希拉裏必須接受的一個現實是，如果實現總統夢，她將接掌一個經濟加速復蘇但總體上仍處在全球影響力下滑慣性中的美國，面對一個更加強大、進取但同時又必須繼續專心處理國內各種棘手問題的中國。這樣一個“不徹底復歸”的美國固然一定會視上升中國為更直接的挑戰，但也更加不可能在世界上為所欲為。
未來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徵將在很大程度上由中美這兩個最主要的競爭者共同繪製。除以競合方式與中國和平相處、協調利益，合作治理日趨繁複的全球性問題之外，美國別無選擇。
回顧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係的基本脈絡，可以看出，儘管基於戰略、政治、經濟利益和價值觀分歧的傳統摩擦時起時伏，以網路、外空、海上安全等問題為主要表現形勢的新型矛盾後來居上，但對話合作始終是主流，單起摩擦事件對中美關係的衝擊、震蕩波幅總體呈現放緩、遞減趨勢。
這表明，在分歧和差異問題上相互克制、善加管控的底線性共識正在中美之間顯效，互利合作對摩擦衝突的制約、稀釋效應同時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無論下屆美國總統的個性、政見、背景如何，都最終要讓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說話，其治下的美國對華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歸屬於這個線性過程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中美關係都將是一組處在全球層面上的超大體量的更複雜關係，對雙方決策和建言人士而言，繼續固守非敵即友的思維定式，延用二元對立的兩分法，來預言和處理中美關係，既不客觀，也很有害。
在目前階段，可以對2016年後美國新總統上臺後初期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作出三點初步估計：
首先，美國全面重新審議對華政策在所難免，事實上發端于戰略學界的有關反思和研討已經展開，正為即將進行的重審作出必要準備，而這又必然以重新打量世界秩序、國際格局、全球體系發展前景等事關美國國運的根本性問題為基礎。
受此影響，新一屆美國政府就職後的中美關係不大可能可像2009年奧巴馬上臺後那樣迅速實現平穩過渡，但也不致像小布希剛剛入主白宮時那樣立即掀起巨大風浪，將會經歷一段不長不短、不好不壞的相互觀望、適應期，亦或暫時“凍結”階段。
其次，新一屆美國政府將在總體上延續接觸與遏制、合作與防範並用的對華兩手策略，但會比以往歷屆政府花費更多心思和精力處理對華關係，對華政策將正式進入美國對外戰略的核心位置。這將給中美關係帶來廣泛的深遠影響，意味著雙方對話、合作與摩擦的涉及面將進一步擴大、提升至全球層面
2016年以後的中美關係將更加鮮明地體現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戰略競爭特性，彼此主要利害衝突無外乎此，最先的碰撞則可能在南海、網路安全、人權這三大熱點中產生。
第三，華盛頓將會倍加強調在應對中國崛起時，確保美國自身強大和成功的重要意義。美國國內正在形成的一大共識是，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美國和西方是在國際秩序變更、轉換期有效影響中國的最佳途徑。
從此意義上講，作為戰略競爭關鍵環節的中美制度競爭將正式粉墨登場，而這種競爭又不可能是僅僅局限于兩國各自國內的，必將在世界不同地區激起漣漪。這種競爭既可以在良性軌道上進行，成為促進世界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契機，也可能撕裂世界，引發新冷戰甚至熱戰的惡果。歷史如若選擇後者，將是中美兩國的共同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