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兩黨最有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和傑布·布希正式宣佈參選後，2016年美國大選的吸睛效應開始顯現。候選人的言談舉止被置於媒體顯微鏡下，會否像往年一樣競相“拿中國說事”惹人關注。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和學術界出現了一股新的“厭華情緒”，認為中美關係已發生質變的聲音浮現。強硬派呼籲調整對華大戰略，全面加強遏制一手，溫和派則對兩國競爭加劇的現狀深表擔憂。近期中美在南海、網路安全上的高分貝爭吵，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暗中角力，在亞太地區的圍堵和反圍堵鬥爭，則為這種聲音和擔憂提供了注腳。中國人揣摩著美國人“中國觀”的變化，或許同樣不乏憂慮和焦躁。
一枚硬幣有兩面，矛盾自有兩分法。在崛起國和守成國的結構性矛盾尖銳化之際，兩國管控競爭、解決問題的意願、能力和效率也都在提高。
哥本哈根會議上的激烈爭執，已轉化為在溫室氣體減排上的歷史性承諾。
長期困擾兩軍關係的三大障礙，已被綿密的軍官互訪、聯演聯訓、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等跨越。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訪美後，南海問題的熱度也隨之降溫。
一度被熱炒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競爭，因中美積極推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的談判而緩解。
中國遊客和商人赴美簽證面臨的繁瑣程式，則被便民、高效的流程和安排取代。
兩國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上的默契，相信已達到近十年來的新高度。
正是通過高層互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軍事交流、商貿聯委會等一系列機制和平臺，中美在不知不覺中拓展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和外延。
在一系列對話機制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成為起主導作用的“旗艦”，尤需大書特書。中美在軍事安全和地緣政治上矛盾重重，在經貿和金融上則深度交融。全球化時代，這對“糾纏在一起的巨人”演繹著大國博弈的新局。兩國在經濟軌道的妥協、釋然和歡笑，與戰略軌道的交鋒、爭執和冷淡相互激蕩，在決策者思維中不斷產生“化學反應”。
作為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上的老手，美國擅長通過議題掛鉤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中國則習慣從國家大戰略出發，折衝樽俎，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優化。對話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一定會解決部分問題。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元首的敦促、利益集團的呼籲和全球媒體的聚焦，會對參與對話的領導人、部長及其助手們形成不小的壓力，逼著他們拿出成果。
中美或各取所需，實現雙贏，或不爭一時之短長，徐圖緩進。長長的成果清單，是中美攜手前進的腳印，是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期許和承諾。
中國人常說，形勢比人強。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今天，我們也可以說“形勢比國強”。中美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言猶在耳，兩國合作“輕舟已過萬重山”。
包括中美在內的亞太國家在經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交流的規模和速度，如史詩般宏偉。跨國公司生產和銷售的全球化、數十億民眾福祉的所依所繫、核武和尖端常規武器的災難性破壞力，使大規模戰爭乃至小規模衝突都成為各國不可承受之重。亞太地區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21世紀可以是美國世紀、中國世紀或印度世紀，但更應該是亞太世紀，是亞太所有國家繁榮富強、和諧共處的偉大時代。
在和平與發展仍是亞太國家主流價值觀的背景下，各國都有強烈意願在踩踏紅線前戛然而止，這成為遏制戰爭和衝突的最有力因素。但國際政治亦充滿吊詭：西方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競爭引發的烏克蘭危機，中東部分國家的內戰、教派衝突及背後的大國角力，改寫了和正在改寫地區國家的版圖，硝煙瀰漫處，生靈涂炭。東亞一些國家在島礁和海洋權益上的爭端，也刺激了地區軍備競賽，對抗情緒“只漲不跌”，擦槍走火風險增大。
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應拓展兩國利益匯合點和互利合作面，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努力把兩國合作關係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也應用來指導中美在亞太地區的互動。亞太地區是中美利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理應成為中美良性互動、合作共贏的重要平臺。
作為有能力決定亞太地區戰與和的兩個大國，中美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共同推動實現亞太世紀。給南海、網路等熱點問題降溫，為經貿和民間交流助力，給舉世矚目的“習奧會”鋪路。新一輪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張文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