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重要的角度來看，由國家組成的全球社會與由個人組成的社會沒有什麼差別。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塑造和管理不僅受到法律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人們對於彼此之間如何行為的假設和預期的影響。只有當這些假設和預期被每個人所理解和接受時，社會才會保持和平與和諧。
國家之間也是如此。國家間關係不僅受到法律的管控，而且還受到對於彼此行為的預期的影響。我們把這些預期稱作是“國際秩序”。只有它們都接受並支援這一秩序，世界才能擁有和平。
現在，這一情況在亞洲已經保持了40年。我們地區享受了長期的和平，因為所有亞洲大國都接受由美國主導構建的地區秩序。冷戰結束後，似乎有一段時間，全世界都接受了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
但沒有任何國際秩序能夠永久保持不變。尤其是，一種秩序必須符合國家間的力量分配才能夠成功。隨著國家間力量的不斷轉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必鬚髮生變化，國際秩序也必須相應地改變以反映這一轉變。否則，這一秩序就將崩塌，並導致衝突的產生。
今天的亞洲國際秩序正面臨著極大的改變壓力，因為亞洲正在經歷世所罕見的財富和力量的大規模、快速重新分配。隨著中國的崛起，基於美國領導地位的舊有秩序正在變得不切實際，亟需打造一個更加符合力量分配的全新秩序。在全球層面，愈發明顯的是，依然強大無比的美國已經不再足夠強大到能夠承擔許多人所認為的全球領袖地位。
因此，在亞洲和全球範圍，我們都面臨著國際體系的重大變革。如今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管控這些改變，它們會產生什麼樣的新秩序。
這個過程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包括政治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根本不認為需要什麼新秩序。他們認為，美國領導的冷戰後模式是和平的唯一基礎，必須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基辛格等一些美國人對世界看得更加明白，知道需要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相信，通過對新的力量現實的逐步適應，新的秩序將會自動產生。但不幸的是，這一逐步演化的過程有可能會因為愈發明顯的戰略對抗和衝突風險而中斷。
正因為如此，更好的方式是，大國領導人迅速採取勇敢的行動，就新國際秩序的大致框架彼此達成一致。例如，在亞洲，這便要求美國和中國領導人開始更加明確無誤地討論彼此間未來關係的性質以及各自在亞洲的角色。
作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美國領導人需要承認，隨著其力量的不斷增強，中國在亞洲必須被賦予更加重要的領導作用。美國還需要與北京開啟對話，就兩國作為平等夥伴共用地區領導權的全新關係進行討論。這意味著，美國必須接受，其在未來將無法像過去那樣扮演同樣的地區領袖角色。
而中國同樣也應該向前邁出一步，闡釋其希望美國在新的亞洲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為了解除外界對其霸權野心的擔憂，中國必須承認，美國應該繼續在亞洲新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內容闡釋得越清楚，美國和中國就越容易打造體現其力量分配的新關係，也就能夠為新的、穩定的、和平的地區和全球秩序奠定基礎。(休·懷特，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學教授，著有《中國選擇：為何美國應該分享權力》一書，本文由伊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