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稱，芬蘭為鼓勵更多人重返工作崗位，簡化社會保障體系，正考慮支援芬蘭社會保險局所草擬的一份提案，提案建議實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向全國所有成年人發放800歐元/月“基本收入”（免稅），並用於替代“其他一切福利”。
消息傳出，國內不少人發出艷羨之聲，有人更表示，這種“芬蘭式派糖”是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實現全民富裕的理想模板。然而“芬蘭式派糖”真的可行嗎？
筆者之所以質疑，是因為所謂“用全民基本收入替代其他一切福利”本身就顯得含糊不清，它將替代什麼福利呢？醫保嗎？那將意味著動搖這個國家的整個法律體系；失業保險嗎？有了真金白銀的“基本收入”，誰還在乎發不發失業保險金？即便這個提案確乎存在並通過，這種“芬蘭式派糖”從邏輯上恐怕也很難自洽。
圍繞社會福利問題，工業化國家始終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即主張“高福利、高稅收”的“福利國家模式”和主張“低福利、低稅收”的“效率國家模式”。前者以北歐國家為典型，認為高福利、高稅收有助於確保社會公平；後者以美國為代表，認為高福利“養懶人”，不利於社會效率的提高和財富的創造。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福利國家模式”一度大行其道，但上世紀70年代末西歐國家的“福利病”讓以裏根、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異軍突起。如今，大部分仍實行福利國家制度的歐美工業化國家也承認，高福利、高稅收的確存在效率低下和“獎懶罰勤”等副作用，並努力採取措施加以補救。
如果說高福利、高稅收存在如前所述的副作用，那麼“芬蘭式派糖”的副作用則更甚。一旦實行，那些原本就失業的勞動者恐怕就更不會出去打工了——與其辛苦打工而所獲無幾，毋寧躺在家裏舒服吃“保底”，這恐將與“鼓勵勞動者重返工作崗位”的初衷南轅北轍。
更何況錢從哪來？如果芬蘭實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每年至少需額外支出467億歐元。這筆錢不能偷、不能搶，只能通過增稅來籌措——最大可能是通過向企業徵稅來解決，這勢必將增大企業負擔，也意味著企業為控製成本而勢必減少僱員數量，其結果，恐非不會增加、反倒會降低就業率。因此筆者覺得，于國家層面而言，“芬蘭式派糖”並不靠譜。（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