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面並沒那麼糟
主要新興經濟體仍具潛力
張明：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估計最終的增長率與2015年基本相當。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包括：一是美國經濟復蘇可能依然不夠強勁。勞動生產率增速緩慢，勞動參與率持續偏低，美元匯率過於強勁，加息可能造成資產價格下跌，這些因素將會繼續困擾美國經濟增長；二是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雖然有助於中長期增長，但在短期內可能導致經濟進一步下行；三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持續低迷，這會嚴重影響各類資源出口國的經濟增長；四是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可能繼續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負面衝擊，使得後者面臨短期資本流出與本幣貶值壓力；五是各國爭奪需求的競爭可能加劇，匯率戰與貿易戰爆發的概率上升。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對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
劉東：隨著美元貨幣體系的副作用日益明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之間兩極分化，全球勞動力生產率在低位徘徊，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世界經濟已進入谷底階段。這將是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世界經濟短期內不會“V”形反彈。但世界經濟已經開始緩慢復蘇，可能會有反覆，但不至於大幅惡化。這主要得益於國際組織的完善、全球國家的聯手，技術層面若干亮點的呈現以及人口素質的提升。
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提出了“長期停滯”的概念，當前確實有類似的情形，導致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作用。但應該看到，財政政策尤其是長期財政政策，可以彌補這個問題。如現在正在推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比較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倒是值得警惕，連續幾年的貨幣寬鬆政策，導致流動性大量沉澱，一旦經濟復蘇，流動性被激活，通貨膨脹可能會捲土重來，甚至變本加厲。
當前資本跨境流動分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對經濟造成衝擊，導致全球經濟脆弱性和下行風險加大，引起各國對復蘇前景的擔憂。但是，近期市場波動反應過度，並未完全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多數發達經濟體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長仍具潛力。
西米恩·德加科夫：由於巴西和俄羅斯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困難，只有印度經濟今年反彈有力。新興市場經濟疲弱有可能要延續至2017年。但這不是“長期停滯”，這些經濟體在中期時段即可走出困境。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應該是基礎設施建設和進一步減少阻擋經濟全球化的障礙。
莊巨忠：今年世界經濟發展遭遇到了一些“逆風”，例如歐元區和日本經濟持續的衰弱、美聯儲利率預期上調及其不確定的升息路徑、中國經濟持續放緩、疲軟的大宗商品價格等。全球經濟的基本面不像一些杞人憂天者說的那麼糟糕，我認為新一輪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太可能發生。在解決結構性弱點方面，世界已經做出許多努力，其中一些弱點正是導致此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2016年的增長在去年的基礎上可能進一步放緩。但放緩是漸進式的，不太可能是急劇的，亞洲將繼續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地區，也將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大的引擎。
索特·達瓦斯：今年以來，經合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均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期，但我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仍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美國2016年經濟增長預期仍達到2.8%，呈現出較清晰的持續復蘇信號。歐洲經濟總體雖然仍較脆弱，但仍處於較確定的上升通道。
“長期停滯”概念的提出有助於幫助理解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然而現在要預測西方國家是否會陷入發展停滯為時過早，美國和歐洲經濟事實上處於上升趨勢中。
警惕量寬“後遺症”
打破結構性改革遲滯困局
張明：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範圍內的結構性改革基本上乏善可陳。一是結構性改革將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阻力重重難以推行；二是大多數結構性改革措施，雖然在中長期有助於經濟增長，但短期內可能導致經濟下滑；三是美國與歐元區國家在危機後採取了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目前尚未從這些政策中充分退出；四是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在本輪危機爆發後過了一段短期資本持續流入、本幣匯率不斷升值、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好日子，沒有動力開展結構性改革。
相比之下，一國實施寬鬆財政政策或寬鬆貨幣政策，難度遠低於結構性改革。不過，這類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內刺激增長，中長期增長前景依然取決於結構性改革的結果。對大國經濟而言，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造成負面溢出效應，包括加劇全球流動性過剩、加劇競爭性貨幣貶值壓力等等，這會對新興市場國家持續產生衝擊。鋻於短期內全球需求相對固定，在不擴大供給的前提下，通過貨幣或匯率手段去爭奪需求最終是一場零和遊戲，可能加劇國際經貿衝突。
要打破這種全球範圍內結構性改革遲滯的局面，一是要讓各國政府充分意識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二是要在結構性改革方面盡可能形成國際合作，避免以鄰為壑的機會主義政策；三是要寬容、接受經濟增長遲滯、金融風險上升、動蕩與衝突增加等挑戰來倒逼結構性改革。
劉東：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各國就紛紛祭出了貨幣政策。美國多輪定量寬鬆把美元氾濫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歐盟和日本現在依然高舉貨幣寬鬆大旗。作為一種總量政策和需求側的政策，貨幣政策掩蓋了結構問題，無論優劣，一視同仁，大水漫灌。在危機期間這種措施是有效的，相當於無論什麼病人，搶救的時候都需要先輸氧氣，先保命、再治病。但危機過了，要徹底解決問題、消除病根，就得搭配實行具有結構調整功能的財政政策。但是，財政政策決策程式相對繁瑣，無論是調整稅率、改變政府支出、制定產業政策，都需要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部門討論通過。考慮到西方政黨政治、選票政治，財政政策操作難度更大。
如果各國都依賴貨幣寬鬆，而逃避觸動實體經濟，這本身就是在製造下一輪金融危機。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世界貨幣，各國都希望本國貨幣政策比其他國家更為寬鬆，推動本幣貶值，刺激貿易出口，實際上就是利用別國需求，拉動本國經濟，把危機轉嫁出去。所以長遠看來，片面的、攀比的貨幣寬鬆可謂是飲鴆止渴，勢必造成全球市場流動性氾濫。
2010年左右，各國一度紛紛出臺了長期發展戰略和結構改革方案。美國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再工業化”，二是新能源發展戰略。歐盟各成員國領導人通過了“歐盟2020戰略”，意在增強歐盟經濟競爭力，並對《裏斯本條約》進行“有限”修改，避免歐債危機重演。日本首相安倍打出了3支箭：寬鬆貨幣政策、財政振興及改革經濟。巴西、俄羅斯等國也出臺了對經濟進行升級和調整的政策。但時至今日，收效甚微。
改革能讓大部分人受益，但往往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有些國家的政府治理、政黨政治帶來的短視性，也天然成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強結構性改革，才能提高生產率和實際產出。中國去年正式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作為今年二十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使深化結構性改革得到了各國前所未有的重視。
西米恩·德加科夫：量寬政策最後會導致宏觀經濟政策不穩定，尤其在此類政策推動貨幣政策進入負利率的時候。這在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顯現，銀行業、養老金等已出現長期性問題。一種更好的辦法是投資教育和基礎設施，兩方面都會對國家經濟產生多方面積極影響。
莊巨忠：結構性改革對於解決目前許多國家面臨的挑戰是非常關鍵的，而且必須持續下去，同時也要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來管理需求側。我們需要推動更多改革，許多國家也正在這麼做。例如，中國政府將經濟增長模式由嚴重依賴製造業出口和投資轉向依靠國內需求和服務業，同時化解一些產業的過剩產能，加大創新力度和促進產業升級。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中國政府正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歐洲也正在對社會福利體系、商業監管、勞動力市場彈性進行改革。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保持改革勢頭是一個挑戰。
索特·達瓦斯：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與美國與歐洲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有關。大量貨幣涌入市場，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但也勢必帶來金融市場的波動，中長期經濟增長前景依然取決於結構性改革的進程。歐盟目前忙於應對難民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結構性改革上仍沒有採取實質性舉措。
防範負面外溢效應
國際金融機構責無旁貸
張明：本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量寬的實施以及退出，為主要大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提供了最佳注腳。國際社會也日益認識到，通過加強全球經濟政策協調來抑制國別政策負面外溢效應的必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在治理結構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當前格局的前提下，通過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來對危機爆發國提供更加及時與更加量體裁衣式的救援，並通過加強經濟監測功能來更好地預測與防範危機爆發。世界銀行應更好地發揮減貧與多邊融資功能，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包容性，緩解各國之間貧富差距的拉大。金融穩定理事會應該在強化並協調主要國家的宏觀審慎監管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劉東：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世界經濟越來越牽一髮而動全身，主要大國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美元是主權國家貨幣，又充當著世界貨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外溢性尤為顯著。當前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需要進一步推動向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應該與時俱進，切實反映並解決包括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貨幣金融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需要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各國不應以刺激本國經濟為目標，對其他國家貨幣人為貶值。中國承諾參考一籃子貨幣穩定人民幣匯率，日本及歐元區的貶值預期也要約束。這有利於穩定全球匯率，促進世界經濟復蘇。
索特·達瓦斯：當前國際經濟機構在加強全球經濟政策的協調方面發揮的作用並不成功。大多數國家和政府只想著自己的利益，類似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經濟政策協作已不復存在。國際金融機構要在這一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應注重建立提供各國有效討論的平臺，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的格局，增強發現具有共性的經濟問題的能力，更有效防範經濟危機爆發。
投資基建提振經濟
多邊開發銀行大有可為
張明：基礎設施建設短期內有助於提振需求，長期內有助於改善供給，是當前環境下推動經濟增長非常適宜的選擇。更好地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一是要在各國實踐中探索更好的基礎設施投資融資與管理模式，更好地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機制來吸引私人資本參與；二是要通過多種渠道來解決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融資缺口。諸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的多邊開發銀行，應積極利用自身資金或財務杠桿，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提供充分的資金支援。多邊融資機構的資金支援要具有可持續性，項目的設計與管理必須充分市場化，只有各方均從中獲益的機制設計才是長期可持續的。
劉東：全球基礎設施中心在二十國集團布裏斯班峰會上獲准成立，旨在促進公私領域基礎設施投資的流動性，提升公私領域基礎設施投資品質。該中心已于近日發出倡議，號召各國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開拓極具投資潛力的發展機遇，提振全球經濟。
最大程度發揮跨國別基建的正面溢出效應，有利於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基於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產能和建設能力，中國能夠做出較大貢獻。同時，這將促使亞投行獲得更高的國際支援和影響力，更好地彌補當前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應當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共同採取行動，加強新老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啟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帶動大宗商品及原油價格的企穩。
莊巨忠：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案例中，我們支援亞洲發展中國家多個領域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能源、交通、城市開發、水和衛生設施以及環境項目等。例如在2015年，我們貸款總計165.8億美元。除了提供融資，我們也通過維持高環境和高保障標準、能力建設、知識轉移以及推動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為投資提高附加值。
索特·達瓦斯：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都普遍存在較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基礎設施投資對帶動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歐洲，許多國家因為橋梁老舊而對火車運作限速。“容克計劃”中提出了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然而歐盟缺乏資金投資，它的計劃旨在吸引更多私人資金的加入，包括亞投行在內的多邊開發銀行大有可為。據悉，亞投行負責人已經連續走訪了丹麥和芬蘭等歐洲國家，商討同有關方面的合作投資事宜。
西米恩·德加科夫：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急需降低運輸成本，因為運輸條件改善會促進沿途所運貨物增加，從而有利於世界貿易的總體增長。“一帶一路”建設取得成功，對域外國家也有利，因為它們的出口也可使用升級改造後的基礎設施。隨著時間的推移，亞投行一年貸款可達200億至250億美元，相當於2014年世界銀行240億美元的年貸款量。亞投行吸納了眾多非亞洲成員，有利於從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吸收有經驗的專家，從而迅速擴大該行人才梯隊，這樣就可高效完成大量的金融項目。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也具有同樣潛力。
投資國際基礎設施是促使中國經濟多樣化的良好途徑。在這方面，中國同歐盟、二十國集團國家的合作至關重要。
（本報記者崔寅、王如君、俞懿春、劉棟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22日 23 版）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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