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就已開始謀求解決校園欺淩問題

　　校園欺淩也被稱為校園暴力，指學生長期因為體型、性格、家庭背景等原因受到惡意的心理、身體和語言攻擊。由於思維和人格教育還不成熟，校園欺淩多發生在中小學。

　　日本校園欺淩現象出現早、問題多。1984年，日本官方正式將校園欺淩現象作為社會問題列入統計範疇。結果顯示，1985年，日本的校園欺淩案件達到638件，被逮捕收容的涉案人數有1950人。另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4年的調查，校園欺淩現象在2013年曾出現急速增長。

　　校園欺淩成日本社會問題

　　2015年6月，日本政府公佈的《兒童和青少年白皮書》顯示，日本校園欺淩現象普遍，在週期6年的追蹤調查中，近九成學生曾遭遇校園欺淩。白皮書統計的校園欺淩現象包括集體孤立、無視、說人壞話等行為。

　　調查顯示，從2007年度小學四年級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級的6年間，只有13%的學生表示從未遭受校園欺淩，從未欺負過他人的學生只佔12.7%。另一項以半年為週期的調查則顯示，在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生中，半數學生在半年內曾遭受校園欺淩。

　　校園欺淩不僅對受欺負孩子肢體與健康帶來損傷，嚴重影響學生正常的學習生活及身心健康成長，還會帶來傷其自尊、挫其信心的心靈摧殘，有可能造成孩子一輩子都難以走出的人生陰影。

　　在日本，一些學生因不堪忍受被欺淩，甚至選擇自殺這一極端方式以求擺脫。最典型的是2011年發生在大津市的中學生自殺事件。一名初二男生長期受到校園欺淩，有時被綁住塞進櫃子、被迫偷竊，甚至被逼從窗戶跳下進行“自殺練習”，最終因不堪折磨自殺身亡。事件發生後，學校卻一致對外隱瞞，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

　　廈門大學日本文化研究學者黃少光表示，校園欺淩在日本非常嚴重，如今愈演愈烈，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在日本的校園欺淩事件中，欺淩的形式多種多樣，從身體暴力到冷暴力、網路暴力等。校園欺淩問題已成為日本中小學教育中的頑疾。

　　校園欺淩現象因何層出不窮

　　人們通常會把校園欺淩問題歸咎於學校和家長的工作不到位，但其背後往往還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因素。有關學者表示，日本校園欺淩問題突出，與日本社會的權力和文化構造有直接關係，特別是日本傳統文化和觸屏時代的新文化造成校園欺淩現象連年“延續不斷”，形式“八仙過海”。既有肢體的硬欺淩，也有內心的軟欺淩。如孤獨與無視、奴役與欺負、威脅與排擠、捉弄與嘲笑等等。

　　黃少光分析認為，日本校園欺淩現象的背後離不開日本社會的傳統思想作祟。日本人思想中比較看重宿命論，教化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外界的苦難。“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種忍耐文化，讓很多被欺淩的受害者不去反抗。”他說。

　　日語中有一個詞叫“我慢”，意思就是忍受、忍耐，屬於禪宗術語。在日本，日常生活中經常能聽到“請我慢”的聲音。日本歷史上有一個故事，說有一隻杜鵑鳥不叫，織田信長說：“杜鵑鳥你不叫，我就殺了你。”豐臣秀吉則說：“杜鵑鳥你不叫，我就逗你叫。”德川家康卻說：“杜鵑鳥你不叫，我就等你叫。”最後德川家康統一了日本，被認為忍耐幫了大忙。

　　廈門大學教育學博士吳光輝則認為，日本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也是校園欺淩現象多發的一個誘因。日本社會等級森嚴，也是一個崇尚強者的社會。從學校教育開始，強者從小就處於強勢，弱者從小就認命，或寧願自殺也不反抗，即一種“弱肉強食”的等級關係，在島國日本更容易成為“模式固見”的框架。這種框架不容易破碎，並被帶入成人社會，進而影響下一代人。

　　“學生或許抱著我不跟著欺負人，我就會成為被欺負者的心理，因此加入到欺淩者的行列中。”吳光輝說，由於日本十分重視集團主義，在校園生活中很多有個性的孩子因為自己與身邊的大集團不同，而受到排擠和欺負，增加了校園欺淩現象發生的可能。

　　“手機媒體的副作用加劇了欺淩現象的發生。”作為隨著日本經濟騰飛時代成長起來的日本80後，清華大學留學生松原喬認為，日本社會的手機文化無所不在，手機在成為青少年交流重要渠道的同時，也成為助長“校園欺淩劇”的推手。利用手機發佈惡意資訊或對受欺淩者進行惡意話語轟炸，甚至拉幫結派，對受欺淩者進行集體攻擊，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強者”的伎倆。

　　在長期研究日本影視劇的香港大學吳咏梅博士看來，日本不少電影、電視劇中有很多校園欺淩的情節，加之日本媒體渲染叛逆、自私、暴力等內容，容易給入涉世尚淺的學生傳遞了一種錯誤資訊：把叛逆、自私和暴力當作潮流，並去模倣那些欺淩手法。

　　謀求解決校園欺淩的日本實踐

　　日本國內各地校園欺淩問題爆發頻繁，引發日本國內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日本文部科學省發佈的2012年度文部科學白皮書，首次以長篇內容將校園欺淩問題單列出來，以專題形式介紹日本校園欺淩問題的相關內容，強調“有必要讓日本全國具備不能容許校園欺淩的意識”。

　　校園欺淩問題長期存在，讓一部分學生成了游離于美好校園生活的“孤島”，一些老師對此束手無策，學生家長的怨憤則直接拋向日本政府。由此，如何有效應對校園欺淩，保障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維護學生生命安全，成為教育部門必須解決的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就已開始謀求著手解決。

　　一是在教育改革中突出德育的主導地位，減輕學生學業負擔，提高教師的應對能力。吳光輝指出，日本是一個學歷主義社會，學生過早地承受過重的學業負擔，當緊張和壓力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以校園暴力的形式反映出來。基於此認識，日本教育部門一直致力於削減課程內容，在學校加強紀律和道德教育。

　　據了解，為完善道德教育，日本神奈川縣2015年在所有教育活動中全面推進“珍愛生命的教育”工作，開設“生命課堂”，開展尊重生命的教育。北海道教育大學為幫助教師提高應對能力，開設相關課程。此外，不少日本地方教育部門向教職員工發放校園欺淩事件應對手冊，內容包括防治對策、自殺預防對策、暴力行為防止對策、相關法律等附屬資料等。此外，手冊中還根據以往發生的事件，總結出一些校園欺淩事件的特徵。幫助教職員工通過這些特徵了解哪些學生有可能正在遭受欺淩，或哪些學生正在欺淩其他同學。

　　二是建立自上而下的應對部門。2012年8月，日本文部科學省開始設置文部大臣直屬的兒童安全對策支援室，目的是當學生遭受校園欺淩之苦而選擇自殺時，國家可以為這些學生及其所在學校提供幫助，支援當地教育委員會及校方迅速調查事件發生的原因及相關背景。

　　支援室以文部大臣直屬組織的形式存在，將文部省內所有有關兒童安全方面的職能統一起來，以應對欺淩事件。該部門由局長級的文部省官房長擔任負責人，由21名成員構成，其中有兩名來自日本警察廳。此外，這個組織還延請社會上的有識之士，教育界、兒童心理學等方面的專業人士參與諮詢。

　　校園欺淩事件既是校園問題又是社會問題，要想有效防治校園欺淩事件發生，僅靠教育部門一己之力難以解決，需要動用社會一切可行力量，群策群力方能達到既定目標。為此，日本各地方政府紛紛設立了由外部專家組成的校園欺淩事件應對機構，聚集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應對校園欺淩事件，一些地方教育部門專門開通了校園欺淩問題諮詢熱線。

　　三是建立學警合作機制。由於欺淩事件有犯罪的可能性，日本文部科學省2013年5月15日決定修改政策，加強學校與警方合作，將學校向警察諮詢或報警的案件數歸入被統計之列，以了解“學警合作”體制對解決欺淩問題可以達到的成效。而在此之前，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調查只針對非警察機構應對的欺淩事件數量，並未包含學校向警方諮詢或報警的案件數。

　　四是依法治理。2013年6月21日，由日本朝野6黨共同提交的《欺淩防止對策推進法》在參議院全體會議獲得通過，由此校園欺淩問題被納入法律範疇。該法案規定，在學生因遭受欺淩受傷或長期缺課等重大傷害時，學校有義務調查相關事實，並告知學生監護人。還規定，當欺淩行為被認定有可能對學生身體或者財產造成重大侵害的犯罪行為時，學校有義務報警。對於網路上發生的欺淩，規定國家及地方政府必須採取監控等對策。

　　日本媒體評論說，《欺淩防止對策推進法》以法律形式規定學校、地方政府和警方三方聯手應對校園欺淩，有助於減少學校對欺淩問題漠視不管的現象。

　　五是第三方介入機制。日本不少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以《欺淩防止對策推進法》為基礎，設立“校園欺淩問題對策委員會”等第三方機構，人員一般由大學教授、律師、心理醫生等人員組成。當學校中發生因校園欺淩問題而出現自殺等嚴重事態時，該機構具有自行調查的權力，對校園欺淩事件進行調查，防止學校或教育部門犧牲學生的利益。□

　　（張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