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發生史上最嚴重槍擊案之後，《華盛頓郵報》刊發題為“新常態：悲劇來臨，美國分裂”一文，以槍擊慘案為切入點，用“新常態”來概括美國社會面臨的諸多結構性矛盾，這引人深思。相對於戰後鼎盛時期的美國，當今的美國確實進入了一種美國語境下的“新常態”。

　　對於外媒來說，使用“新常態”這個中國人十分熟悉的詞彙，已經不是一個新現象。筆者曾在韓國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年度論壇，該論壇的主題就是“新常態”。自從中國領導人開始用“新常態”這個方法論語匯來分析論述中國經濟之後，“新常態”也逐漸成為在國際社會中被頻繁使用的詞，這恰恰反映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著全面的結構性變化。

　　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經歷了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長期繁榮，但同時也積累起越來越多的複雜矛盾。奧蘭多一個慘案，就聚集了控槍、同性戀、移民與反恐等好幾個敏感爭議話題，這的確反映出美國社會正在經歷著深刻的結構性改變，這些頗具爭議性的問題正在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不同層面構成美國社會的“新常態”。

　　從目前美國的社會來看，它才剛剛開始進入“新常態”。一是當今美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新變化。曾長期以來為西方社會學家所津津樂道和備加推崇的“橄欖型社會”的豐滿腰身，即曾經蓬勃發展、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無論是群體數量佔美國總人口的比重，還是中產階級的財富佔社會總財富的比例，今天都已經陷入停滯甚至萎縮的狀態。這種新的結構性變化，導致了更多的社會矛盾和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而由此衍生的公共財政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族裔矛盾問題、再分配等問題，就更加尖銳了。

　　二是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不斷加劇。隨著階級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的萎縮，“中間區域”明顯縮小，政客們長期賴以生存的“政治正確”教義日益失靈。這導致美國的政治極化也成為“新常態”。以前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出來說話、做事時都會向中間立場有所妥協。但今年大選中特朗普早已突破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底線，且以此贏得大量支援，成為一種“特朗普現象”。

　　新的常態顯然需要新的應對機制，當然不能依靠老的辦法去解決，這可能也是美國媒體引用“新常態”語匯的根本考慮。這種套用本身，其實也沿用了中國領導人的方法論和邏輯，現在西方輿論開始反思新情況和新狀態，無論其本意和出發點為何，客觀上是在呼喚新辦法、新機制。

　　但是，對於已經高度成熟的美國社會而言，所謂新辦法新機制談何容易!正因為是新出現的情況，所以還沒有人能先知先覺地正確判斷和知道哪些措施可以應對當前美國社會的“新常態”。從更廣的範疇看，“新常態”所蘊含的最深刻歷史意義，則是意味著當今世界開始進入新的探索，這種探索意味著要付出新的代價，甚至是比以前成熟階段的“常態”中更為慘痛的代價;對此，大家都要為新探索付出新代價做好心理準備。在這點上，世界都一樣。(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