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秀蓮日前表示，臺灣經濟不好，肇因于臺商將產業外移，導致失業增加、消費不振；不能老是怪陳水扁與民進黨。呂“副總統”怪罪于臺商，未免言重了，難道執政黨沒有責任嗎？恰恰相反，事實證明，臺商是拉動臺灣經濟的主要動力，反而是執政無能、反覆無常的民進黨當局，要為臺灣經濟的衰退負主要責任。臺灣《經濟日報》今天就臺商將產業移往大陸，對臺灣經濟的得失，提出看法。
文章說，臺灣自2000年政權輪替至去年的七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以及2006年的出口金額，雖已淪為亞洲四小龍之末，但每年經濟還有3.8%的成長，出口每年更有8.9%的增加，難道不是臺商的貢獻嗎？
文章指出，臺灣資源貧乏、市場狹小，出口的消長，常是臺灣經濟榮枯的關鍵。在政權輪替前的1999年出口1,237億美元，2006年增至2,240億美元，增加1,000億美元；主要因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其所需設備、原材料、元器件、半成品等，多向臺灣購買，誘發了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七年來臺灣對中國大陸（包含香港）出口增加近600億美元，佔總出口增加的60%；這六成就是臺商的貢獻。若不是對大陸出口的大幅增加，臺灣對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每年只增加5.2%，較總出口增加8.9%，下降40%，其情況將更慘了！
由於臺灣對中國大陸進口還有很多限制，以致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是出口多進口少，每年都有鉅額出超；七年來累計對中國大陸出超高達3,000億美元，是臺灣總出超1,259億美元的2.36倍，若不是對中國大陸的鉅額出超，臺灣早已成入超國家了。對中國大陸的鉅額出超，不僅讓臺灣的外匯存底持續增加到2,700億美元；更因出超的不斷擴大，創造大量需求，在近七年來內需不振的情況下，外需的擴大成為支撐經濟成長的主導力量。
呂秀蓮指出，因廠商移往大陸，如紡織業及製鞋業等，產生了數萬人失業，的確如此。不過由於臺商出走大陸，帶動對大陸出口的快速增加，去年已高達892億美元，較1999年增加近600億美元，估計可為臺灣創造110萬人以上就業機會，遠超過臺商出走所裁減的失業人數，而使近七年來臺灣就業還能增加72萬人，失業率自2002年5.17%的高峰，去年回降至4%以下。
顯然臺商不僅不是臺灣經濟不好的罪人，還是出口、出超、外匯存底增加、經濟持續成長以及失業率回降的最大功臣。
但在最近七年韓國、香港、新家坡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能超過5%，而臺灣只有3.8%，主要關鍵是政權輪替當年10月27日，在無預警情況下，臺當局突然宣佈已興建三分之一的核四發電廠停建，震驚海內外，使第二年（2001）臺灣淪為50年來經濟首度負成長；爾後各年除2004年經濟成長率超過6%外，其餘各年均低於5%，致使平均每年落到3.8%的低成長，也是臺灣60年來成長率最低的年代。
雖執政當局一再將臺灣2001年經濟負成長的責任推給國際經濟不景氣，但韓、港、新同樣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地區，它們七年來平均都有5%以上的經濟成長，而臺灣卻落到3.8%，顯然除國際經濟不景氣外，臺灣本身也出了問題。政權輪替當年的前三季，臺灣投資還呈兩位數成長，唯在核四停建後，顯現新當局政策反覆無常，缺乏一貫性，政策搖擺不定，不可預測，嚴重破壞多年來好不容易創建的良好投資環境，讓業者與民眾對新當局失去信心，外商亦為之卻步，當年第四季投資即轉變為負成長。至2001年第二季國際經濟開端進入不景氣，全年民間投資重挫27%，使2001年經濟淪為2.17%的負成長，顯然停建核四是造成2001年經濟嚴重衰退的罪魁禍首，國際經濟不景氣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不久後核四雖然復工，但傷害已造成，而當局政策的反覆無常依然如故；更嚴重的是當局施政將過去經濟建設行為首位，改為“勝選”與爭取“選票”為施政的主軸，拚經濟只是口號，爭取“選票”的工具。近年更為轉移貪腐與執政無能的目標，不斷拋出新議題，分裂族群，挑起政黨惡鬥，整個當局陷入空轉內耗，投資環境遭受嚴重衝擊，國內投資率，直到當前仍未恢復到政權輪替前的水準，經濟成長率焉能提升？
由於投資不足、經濟不振，失業率雖回降，但仍較政權輪替前高出1個百分點，失業人口七年來增加45%，無業貧困繳不起孩童營養午餐費者不斷增加，甚至全家燒炭自殺的也時有所聞；七年來特困戶人數增加60%、自殺人數增加93%、刑事案件在蘇貞昌大力拚治安後，臺當局發表的刑事案件果真大幅滑坡，但仍較七年前增加33%，治安敗壞未見優化等等，這些誰該負責？昨日《聯合報》所作的民意調查，臺灣歷屆“總統”誰對臺灣貢獻最大，陳水扁只有5%，僅及蔣經國的十分之一；在功過比例方面，認為陳水扁過大於功的高達54%，功大於過的只有5%，已給了明確答案！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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