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進口油價及糧價的高漲已形成輸入性物價膨脹的基本成因,面對這種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無論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事實上都是束手無策。總體經濟理論說的很明白,無論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處理來自需求面的動蕩因素,對來自供給面的物價膨脹,若以提高利率、降低財政支出等緊縮性需求管理工具去處理,容或能降低些微物價,但須付上經濟衰退的代價。
政策決策者遇上這種兩難問題,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就以防止美國陷入衰退為首要目標,持續降低利率;而歐洲央行則以對抗物價膨脹為首要目標,堅持不肯降息。
除了前面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外,匯率政策也可勉強作為對抗物價膨脹的工具。由於國際間原油、黃金、大宗物資(小麥、棉花、黃豆等)都以美元計價、大多以美元為支付貨幣,美元近幾年來的持續且顯著貶值,更強化了原已因供需不均衡造成的物價上漲。換言之,本國貨幣若能對美元大幅升值,事實上將減低前述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強度。然而匯率政策也是一把兩刃的劍,貨幣大幅升值固然可以降低進口成本,但也使出口品報價相對墊高,減低本國物品的出口競爭力:更嚴重的是,本國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將使本國政府及國民所持有的美元計價資產都因此縮水,馬上形成匯損。
臺灣《中國時報》今天刊文指出,臺灣地區正面臨這樣兩難抉擇,為對抗物價膨脹,又不希望造成經濟衰退,“央行”小心翼翼地微幅調升利率,以維持存款的實質利率不致成為負利率為目標;另一方面,“央行”也已有限度的放寬新台幣的升幅,使新台幣自今年以來升值超過6%,可以抵銷部分進口成本的上升。而在“行政院”方面,在“大選”前則乾脆凍結油電價格,以避免民怨;“大選”過後,卻宣佈繼續凍漲至五月二十日,乃使社會大眾議論紛紛。
有學者建議一切回歸到市場面,因為限制價格的措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美國尼克松總統任內,作了三次的價格管制,除了第一次因為不是來自供給面的物價膨脹,所以解除管制後物價沒有嚴重反撲;第二次及第三次的物價管制正值能源危機,屬於成本推動的物價膨脹,在兩次物價管制結束後,都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物價膨脹。因此有聲音呼籲減少對市場機能的干預,讓油電價格充分反應成本。
文章同時指出,油電價格充分反應成本,勢必相對加重中下階層的負擔,因此,應該用所得政策來作配搭。亦即,當局一方面要尊重市場價格機能,另一方面也應照顧弱勢族群。在所得政策方面,當局可以依照民眾所得的高低給予補貼,例如:所得越低的開車族,給予相對較高的油價補貼。
另一方面,對於收入較低家庭的用電,給予較多的電價補貼,以免在電價上漲後,對低收入家庭形成太大的負擔;至於高所得階層,就不必給予油電價漲價的補貼。甚至對高所得且駕駛高耗油車輛的車主,開徵能源附加捐,用以作為當局補貼低收入用油者的部分財源。
另外,由於島內油品集中于中油、台塑兩大系統,為避免因寡佔而形成有形或無形的勾結,除了“公平會”要密切注意不讓兩大公司以市場機能為名,而形成對社會大眾的剝削之外,“立法院”亦可倣照美國國會立法,對油公司若有暴利則課以暴利稅,並將此稅收作為補貼中低收入用油者的另一來源。同樣的,若電價漲過頭,也可以有類似措施。
最後,文章呼籲,在這個物價膨脹時代,民眾要減少受物價膨脹之害,最正本清源之道是少買甚至不買,亦即過儉樸生活:少作奢華消費,將省下的鉅額花費,用以支應基本能源及物資價格上漲之用。同樣的,當局方面還可以推動的其他政策,也應該朝著節約能源及提高效率方向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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