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報道，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佛光大學研發長謝大寧今日在武漢大學舉辦的“甲午戰爭雙甲子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時表示，臺灣社會的認同問題受到殖民統治、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冷戰乃至美國霸權等歷史因素的推動，這個問題隨時間推移越變越難，而民進黨執政時期更是將這個問題由量變積累至質變，它的解決期待兩岸的智慧。
“甲午戰爭對中國影響之巨大，已經無庸爭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中國真正進入革命時期的開始，也是中國人真正認識到必須徹底改變的開始，同時也是中國社會心理進入浮躁期的開端。” 謝大寧說，“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百年革命與百年苦難，臺灣則因為這個歷史偶然，而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軌跡。這一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也因而造成了臺灣百年來在認同上的幾次重大變遷，特別是在國共內戰之後，因為制度的差異所造成的兩岸分裂，更為臺灣的認同變遷帶來了錯縱複雜的影響。”
謝大寧指出，在臺灣被割讓的早期，臺灣人還沒有什麼現代的國家意識，所以談不上什麼國家認同，但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血緣的認同，則顯然毫無改變；在被割讓的中期，臺灣同胞開始放棄了武裝抗日的行動，當時臺灣的社會精英仍然維繫著相當高度的民族與文化認同，臺灣社會還是維持著強固的漢文化內涵；而在割讓後期，臺灣的認同狀況是複雜而錯亂的，它有著所有殖民地共同的問題，也有著因為原屬母國與殖民者之戰爭所帶來的特殊的認同困擾。
“這（割讓後期）是值得重視的一段歷史經驗，它是了解臺灣整個認同變遷的一把關鍵性的鑰匙，臺灣今天的認同問題，其實大體就奠基於這個時期，”謝大寧說。
說道臺灣光復之後的認同，謝大寧表示，二戰結束，臺灣重回祖國懷抱，在民族認同上，基本上還沒什麼問題，臺人都也承認中國乃是祖國，但在文化認同上，則已經出現了顯著的裂痕，語言在這點上扮演著最根本的角色。
謝大寧表示，臺灣社會的認同問題在蔣經國時期逐漸顯現，表面上看這一矛盾只是臺灣內部政治社會的矛盾，但實質上則是被殖民的後遺症在沒能夠處理殖民問題的狀況下開始總爆發，但由於那段時間也正是臺灣經濟發展勢頭最淩厲的一段時間，有關亞洲四小龍的神話，以及隨伴著儒家文化圈的討論，某種程度地降低了它的社會衝擊力，臺灣不只平靜地度過了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而且意興風發地展現了雄心。
謝大寧認為民進黨執政時期將臺灣的認同問題從量變轉成質變，“李登輝挾其第一位臺灣人‘總統’的民粹身分，以推行民主化為名，實質上開始推動一條以本土化為核心的路線，在政治上試圖走向某種形式的臺灣獨立自主，在文化教育上推動去中國化的運動，這也就是說在文化認同、制度認同與國家認同上，都一起走向本土認同，並且徹底與中國認同切割，李登輝以此收割了他所想要的政治利益，而臺灣的認同問題也終於從量變轉向徹底的質變。”
謝大寧最後說，甲午戰後已經整整一百二十年了，但由它所帶來的悲劇，至今還未過去，它就像一個由帝國主義所製造的幽靈，繼續困擾著整個中國的未來，然則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我們是不是能有足夠的智慧，來撥開這重重的迷障呢？如果臺灣的認同問題就是個歷史迷障，就讓我們一起來尋找這個必需的智慧吧！歷史在期待著兩岸，歷史在期待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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