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臺灣的“低薪總經理”的議題成為媒體的焦點。年輕人低薪已經不是新聞,但高階經理人也跟著低薪,就令人不解與震驚了。
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潘華生2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評論說,遙想25年前,臺灣還與香港新加坡韓國在伯仲之間,遠遠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拋在腦後。但根據財經媒體的報導:相同職場位階,臺灣高階主管的年薪不但比不上昔日四小龍夥伴與大陸,竟還落後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甚至越南的基層勞工的起薪也已接近1萬台幣,中階管理幹部薪資則已接近臺灣廠的水準。
臺灣的低薪現象所衍生的憤愆,甚至是本次國民黨選舉大敗的主因之一:貧富日漸懸殊,佔多數人的工薪階層早積怨已深,他們不理解在生活已經日漸拮據之際,馬當局為何還放手讓油電雙漲,加上年輕人謀求合意職業不易,不滿現況之下,只能找執政黨出氣。
事實上藍綠政黨在經濟政策上並無顯著差異,即使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也難有太多的差異。甚至國民黨在經濟政策上較民進黨顯然較為開放與進步。
那麼,低薪惡性迴圈的問題究竟出在哪?
首先,新台幣貨幣長期被低估,目的是以抑制進口鼓勵出口。但若轉變成以實質購買力的貨幣平價民眾所得來看,臺灣的所得其實不低。甚至超越日本與韓國。但一旦以名目匯率轉換,臺灣的所得與物價均不可思議的低價。因此,臺灣“中央銀行”將新台幣長期低估以鼓勵出口的思維,或臺當局急於營造有價格競爭力的低成本製造業環境,以吸收臺灣廠商鮭魚返鄉的思維,恐是雪上加霜。
其次,外來競爭不足。近年臺灣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年年墊底。其結果是對本土臺灣廠商在人力資源的競逐上缺乏有效競爭。坦白說就算是對大陸開放服貿協議,也不見得有多少大陸廠商願意前來市場規模與潛力皆小的臺灣投資。更何況臺灣社會還以保護島內弱勢中小企業生存為名關起大門。使得陸商藉服貿協議來臺創造雇用的可能也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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