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低薪惡性迴圈

　　另一方面，在臺灣製造業廠商大量外移的過去15年，臺灣還繼續在大量進口更低價的外勞，導致低薪勞動力過度供給，另一方面卻有效需求不足。坦白說：廠商雇用不到勞動力，不正是因為價格太低導致勞動的供給意願不足？相反地，臺當局應該做的是創造人力資源的短缺以引導勞動力的價格上漲才是。

　　最後，企業主不願意回饋與利潤共用。臺灣近2年許多企業其實獲利皆超往年，卻吝于調薪，臺灣滿街的豪車豪宅，就是此一社會貧富分化日益懸殊的明證。企業主還振振有詞，抱怨臺當局對員工的福利與保障已經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不肯與勞動員工分享企業經營成果。

　　與此同時，臺當局的決策太在意企業與資本家的需求，這現象有其系統性的因素。例如，選舉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議員往往需要財團的支援，從而成為財團的代言人；而臺當局在解決經濟問題時，也過度依賴財團組織而成的“建言會”提供建言。使得臺當局的決策逐漸往資本家傾斜，特別是在尚不透明的兩岸商機上成為各方勢力覬覦的目標，使得多數的工薪階層未能直接分享到臺灣的經濟果實。

　　人不但是重要生產要素，也是消費主力。壓制工資最終傷害的是整體經濟的質與量，促使經濟體長期停留在低階的低附加價值層次。我們的下一代在海外農場採草莓，在賭場飯店當服務生，臺灣人成為廉價、苦力的代名詞。真是情何以堪？

　　韓國有強大的工會力量與廠商議價，因此韓國的薪資上漲速度較快。但在臺灣經濟運作的機制中，幾乎沒有任何調薪的努力與設計，久而久之，企業究竟是不願加薪、還是無能力加薪，已經難以辨認。其實歷史上的國民黨是一個中間偏左，扶助工農的政黨，若馬當局敢於健全工會力量，或學習過去的新加坡與現在的大陸越南，啟動強制調薪機制，迫使企業回饋較多的利益給員工，則今日一切可能大不相同。為維持臺灣社會的穩定、改善貧富分化，消弭仇富與反中的社會氣氛，馬當局應有更積極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