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秋天新學年開學至今，香港不幸發生了24名學生輕生的悲劇。僅3月前兩周，就發生7宗跳樓自殺事件。這些年輕人中，有小學六年級的11歲孩童，也有即將步入社會的22歲大四學生。這些學生在最青春的年紀結束生命，令人扼腕痛惜，也令社會反思。但一些政治團體趁機利用事件撈取政治資本，把悲劇“政治化”，其冷血行為引發社會反感。
①學業和生活壓力加劇
易誘發學生情緒問題
對比往年，學生輕生的個案數字驟升，短短半個學年已達24宗，比2014/15學年的10宗、2013/14學年的12宗高出一倍多。現在的學生到底有多大壓力？遇到心理困擾時應如何求救？同學、朋友、父母、學校甚至社會又該做些什麼？帶著疑問，記者走訪了在校學生和教育界學者。
3月8日，一名12歲的中學一年級男生吳旻鍵從新界天水圍的家中一躍而下，結束了年輕的生命。警方初步調查後懷疑他因學業問題不開心，輕生行為無可疑。
在吳旻鍵生前就讀的屯門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一名同樣就讀中一的女生茵茵告訴記者，雖不認同吳旻鍵的輕生做法，但她很能體會作為中一學生所面對的壓力。茵茵說，小學與中學的課業難度差距較大，再加上一下子對新學校、新老師及新教學方法都不太適應，原來成績優秀的她現在常常感到功課吃力。她向記者展示週末的補習班排課表，僅有週日上午是她可自由支配的空余時間。
在茵茵看來，課業不夠優秀，父母及家人就會對她失望，於是不知不覺中，她已經背上了這份壓力的“包袱”，不知如何卸下。
今年自殺的24名學生中，有4名都是中一學生。曾任職教育局的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紀昌說，小學升中學的這一年猶如暴風期，許多學生可能會因為與舊同學分開、讀書環境不適應等出現情緒問題。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羅亦華也表示，現在學生上課時間比以前長，要參加很多課外活動，且九成與學習有關，因此玩樂的時間大大減少。青少年面對的挑戰和壓力都比上一代多，因此社會不能單純認為學生抗壓能力低。家長應該檢視子女的學習模式是否合適，也不應只以課業成績判斷子女是否成功。
而除了中學生，“熬”過了中考、高考的大學生也同樣常為學業及生活所困。2015年9月至10月間，香港中文大學為3543名本科及研究生進行心理健康普查，其中860名顯示有一定程度的情緒問題，大多與學業或校園生活所帶來的壓力有關。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能將自殺現象簡單化、漠視長期因素影響。他認為，香港近年落實的學制改革，導致學生讀大學時年齡仍小，因此未必能成熟地處理學習環境的改變及人際關係等。
②教育局5措施防悲劇
困境時可求助輔導員
3月10日，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中學界、家長、學校事宜委員會代表等召開緊急會議。會後教育局宣佈推出5項措施，包括成立由中小學、大專院校、家長及專業人士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了解及分析學生自殺成因，預計半年內提交報告；為學校及家長安排5場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到校舉辦講座；成立專責團隊到校加強支援；加強宣傳，提倡珍惜生命等。
吳克儉重申教育局對此類事件“責無旁貸”，並反覆向青少年呼籲“珍惜身邊所有，勇敢面對逆境，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
已有5名學生於本學年內自殺的香港中文大學也舉行緊急危機處理會議。校長沈祖堯與管理層落實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檢視學生的精神健康及輔導問題。沈祖堯更領導危機處理小組，即時增聘精神科醫生及專業輔導員、設置深宵輔導熱線，並主動聯繫所有高危個案，以儘早找出及協助有情緒問題的學生。
現年40歲的韋賽姬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資深危機輔導員已有7年，她將企圖自殺者所陷入的情緒問題比喻為黑洞，“當他們在一個黑洞裏不想出來，你強硬拉他出來是沒有用的，只能放下身段，鑽進那個黑洞與對方平起平坐，陪他一起面對問題”。
韋賽姬分析說，對一個絕望得決定要自殺的年輕人來說，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而她的輔導，就像是偵探查案般，尋找讓對方不捨得離開的蛛絲馬跡，進而鎖定保護他們的要素。
③學生需要關懷及指引
悲劇不應被“政治抽水”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所說，因為缺乏系統研究，香港公共議題的每次爭議都會出現“羅生門”式的眾說紛紜。此次事件更是如此，一些政治組織利用事件大肆炒作，博取眼球。
比如，激進組織“熱血公民”趁機搞“事件行銷”，更借此宣傳非法的“公投制憲”。“本土派”激進分子溫皓宗則在其社交媒體賬號轉載學生自殺新聞，稱“死前請積極考慮上街戰鬥”，又聲言“如果不打死現在的政府，政府就會用壓力打死你”，更稱“趁現在最好就立即去學校門口招攬新血”。
激進組織“青年新政”召集人也趁機“抽水”（利用事件謀取利益），稱學生輕生是“我們”做得不好，還煽情地表示“請給哥哥姐姐一點點時間，讓我們撥亂反正好嗎”？
還有激進組織煽動“復仇”。支援激進“本土派”的社交媒體專頁製作圖文稱：“活下去，不是為了生存，是為了留性命報仇。”煽動非法“佔中”的“學民思潮”成員黃之鋒等人，自然也不放過這機會，伺機將問題矛頭導向政府官員和香港的教育制度。
個別教育團體如教協等，趁機批評教育局“後知後覺”、支援無力，將責任推到政府身上，把教育部門當靶心。更有人表示學生壓力與教育制度“扭曲的結構性問題”有關，借此為自己的激進行為找理由。
借學生自殺悲劇進行政治炒作的冷血行為，已經激起社會公憤。一位市民悲憤地表示，真正的悲哀，莫過於這些家庭的悲劇，演化為持不同政見團體對付政府的“武器”。
香港《文匯報》近日發表社評稱，學生輕生，一宗也嫌多，學校、家長、老師乃至社會團體，都應該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懷和指引，如果硬要將事件與政府施政扯關係、畫等號，利用悲劇進行“政治抽水”，便是對逝者及其家人的二次傷害。（記者 陳然 尹世昌）
[責任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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