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松醉駕案和故宮“四重門”（“失竊門”、“錯字門”、“會所門”、“解雇門”）是最近的熱點新聞，我關注的是高曉松與故宮面對公眾截然不同的態度。
高曉松的態度可用“謙卑”二字形容。尤其是在法庭上，他用打斷律師、放棄辯護的舉動，“酒令智昏，以我為戒”的自白，在被判刑之後，“不上訴，再次抱歉：對不起……”的表態，為他贏得了“純爺們”的讚揚。
故宮的態度則可用“傲慢”二字形容。本來，發生“失竊門”事件，故宮就該本著守寶有責、失守擔責的態度，站出來向媒體和公眾道歉，但故宮一味強調自己保衛如何森嚴，好象責任在偷盜者太厲害。
等到“錯字門”打開，故宮還是說“撼”比“捍”更加厚重。直到實在說不過去了，才道歉，但道歉又明顯缺乏誠意，把責任推給了送錦旗的保衛部門。當時我就納悶，道一聲歉怎麼就這麼難？要是故宮遭遇第一重門時，就老老實實地道歉，可能場面遠不會像今天這般尷尬了。
高曉松老實道歉固然可嘉，故宮扭捏道歉卻讓人感到，雖然這些年媒體和公眾都在呼籲形成一種“道歉文化”，也確實有一些部門、官員、名人開始學習向公眾道歉，但與公眾的期望相去甚遠，更多時候，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個問題。
道歉是基於知錯之上的認錯，是以真誠的懺悔求得他人的寬恕，對自己是一次心靈的救贖。由此看，道歉首先要知錯，然後才談得上認錯。知錯的前提是內心裏始終有清晰的是非、正義、良知等尺規，這尺規立於人心，個人無法規定，無法篡改，只有遵守服從。倘若相信“規矩是人定的”，正義、良知不具有某種超脫的威力，那麼正義、良知的尺規就可能因“人”而變，遵守也將變成見機行事，道歉之事就變成可道可不道，能不道就不道，不道也沒有覺得有任何的懲罰和虧欠。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既是人，就不免犯錯，犯了錯就認錯道歉，真誠懺悔，改過自新，仍是一個可愛的人。高曉松道歉之後，獲得公眾諒解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開放理性的社會容得下知錯認錯改錯的人。
現在有一種傾向，有些部門、官員、名人向公眾道歉，就被指淪為一種公關方式和“規避責任”。這有點多慮了，道歉表明認錯，認錯是否發自內心另當別論，但道不道歉是一回事，公眾接不接受道歉是另一回事，不能拿後者來否定前者。道歉是社會懲罰機制的一部分，不經自我真誠認錯的懲罰，和經過自我真誠懺悔道歉後的懲罰，糾錯效果肯定不同。我們現在應該歡迎更多的道歉，尤其是要求有過失的官員放下身段，真誠向公眾道歉。（廖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