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兒童節，孩子們若能在自己的節日進影院看一部好電影，大抵會很開心。不過，他們如果看的是一部叫《功夫熊貓2》的電影，那麼藝術家趙半狄應該會很不開心。
為了抵制這部電影，趙半狄在該片公映前，曾向中國各地影院經理髮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六一兒童節期間，“千萬不要讓下一代的頭腦被美國快餐麻痹”，他還分別在北京和廣州的報紙上刊登廣告，號召觀眾拒看。因為在這名藝術家看來，該片是對中國的“文化入侵”。
不知道區區一部喜劇動畫片，能否擔當起“入侵”的重大使命。但我知道，提到“入侵”，大多數國人的心可能會條件反射般地隱隱作痛。畢竟在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日復一日被加深的記憶中，“入侵”兩字凝結著太複雜的情感。其中有曖昧不明的民族自信與自卑的相互糾纏，也有難以言說的國仇家恨。不管怎樣，一旦它成為說辭，便格外容易挑逗民眾的神經。
尤其對於一個擁有屈辱的歷史記憶和期待偉大復興的民族，民眾內心時而洶湧時而平靜的民族情緒，也很容易在一些義正辭嚴的鼓動下驟然升溫，變得人心沸騰。那些明此理擅此道者，輕易便能借勢達到一己之目的。
其實，在2008年《功夫熊貓》上映時，趙半狄便曾發起過抵制行動，聲稱“不容許好萊塢在劫後余生的中國撈金”。有意味的是，趙本人並未看過他所抵制的影片，他只是擔心當時“災區人民情緒不是很穩定”。那時的中國剛剛經歷汶川特大地震的創痛，這種不知影片內容如何的“盲目”抵制，一度導致該片在四川地區停映。
如今這抵制的“大戲”，也不過是故伎重演。只不過理由換成了該片是“一部挪用中國元素，以熱愛中國文化的名義戲弄中國人的電影，一切都是以賺錢和洗腦為目的”。
當事者早就清楚，一旦他扯起民族主義這面大旗，四週自然不乏附和聲。事實也證明，趙半狄並不孤獨，他的“文化入侵”之說，也不乏支援者。
只是這位滿腔熱情的藝術家和他的支援者們，還需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識。自2003年中國電影開始走產業化道路至今，為賺錢而拍電影不僅不再是羞于啟齒之事，甚至還成為一部優秀影片的必要追求。尤其在一些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背後，並不難看見國際資本的影子。
如果以抵制者的邏輯行事，他們這些年最好還是不進影院為妙。不然，隨處可見的“文化入侵”的痕跡，難免會讓他們整天怒火中燒。
耐人尋味的是，抵制者們的這種“善意”，中國影視行業中人一眼便已看透。以擔任《孔繁森》、《任長霞》和《鄭培民》等主旋律影視劇編劇而知名的趙冬苓，在微博上一針見血地回應道：“有本事自己拍出一部好的來和熊貓競爭，別拿民族主義來說事兒。”
在強調國際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今天，這種喊著民族主義口號的抵制行為，即使不去懷疑抵制者的動機，也無法讓人不懷疑他們的見識。正如著名影視學者尹鴻所言，“自己拍一個熊貓功夫去美國賺票房，才是‘抵抗’。民族主義不能掩蓋低能，而且顯出愚昧。”
電影《功夫熊貓2》“入侵”的並非我們的文化，而是某些沽名釣譽者敏感的神經末梢。而神經的另一端，連著多年的教育留在他們身上的傷口。他們試圖關起大門，暗自舔舐這些傷口，期待著癒合的日子。
在此期間，哪怕是一部影片，已足以成為他們的假想敵，令他們頓時拍案而起，並與之殊死搏鬥。而支撐他們的，是一種叫做狹隘民族主義的激素。
不過，這一切，喜歡“功夫熊貓”的孩子們不懂，童真的他們需要的是歡樂和笑聲。那些附著在影片上的各種居心，應該與他們的童年無關，甚至也應該與影片無關。電影原本沒病，只是人先病了。而病人那狹隘的心靈，在一部原本歡樂不已的動畫影片上，留下了不應有的投影。
這種投影雖然會影響人們的視線，但無法遮掩銀幕上帶給人們愉悅的光影，更無法遮掩一個越來越開放和寬容的時代，理應擁有的多元底色。
尤其是在兒童節這天，最大的主題便是歡樂，如果一部影片能帶給這些純真的心靈以歡樂，不妨讓他們大方地進電影院吧。（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