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講“軟實力”，就得將中國文化品牌推出去。可也難。近日又見《新聞晚報》報道，“專家驚呼''中譯外''書籍少，需加快''典籍翻譯''工程”。
其實已講了又講。記得六年前即有報章提醒，中外文化產品貿易逆差驚人，有說比例達十比一，甚至有說百比一的。總之是外界難以了解中國，各方發聲，亟謀改變。
一而再，再而三，可見積之重，返之難。
真個是產品沒有競爭力，倒也認了。問題是非也。外貿講“比較優勢”。可我們先人留下的典籍，竟有夠多的堪稱完美優勢。即使現代，也有多少佳作想必不輸老外。汪曾祺曾打抱不平：“沈從文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總還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諾貝爾獎，沈卻一直未獲提名通過。”這，也許有胳膊肘往裏彎的嫌疑？那麼，你看馬悅然的：近百年來中國不止一個小說家、詩人有資格拿諾貝爾獎，“如果上個世紀20年代有人能夠翻譯《徬徨》、《吶喊》，魯迅早就得獎了。”
人家是老外，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他一直告誡中國文學輸出的短板在翻譯。一針見血呵。何苦說什麼“文化歧視”、“東西隔閡”，癥結明擺著，世界上“中國通”太少，形成語言隔閡。王炳根從關西大學訪學歸來，寫過《日本關大圖書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著作》一文，說及圖書館裏中國作家的著作林林總總，可惜，僅僅少數日譯本借閱率高，絕大多數中文版無人問津，如擺放了60年的“巴金《春天裏的秋天》單行本，余則成為第一個借閱者”。
翻譯，翻譯，該由誰來中譯外？現在說，院校正培養大批外語人才哩，一旦生力軍上陣，還愁中文經典不走向世界乎。恕我潑冷水：除非這些孩子將來個個水準如楊憲益，否則其譯作運到外國書店之日，即坐冷板凳之時。君不見，一些地區在國外出版宣傳品,但凡文字由我們同胞自己翻譯,就收效的不多，笑話倒不少。不要說普通翻譯人材了，即使觀照其高端，也猶如謝天振教授所述，其博士生做“《紅樓夢》英譯史研究”，發現儘管“楊憲益先生的譯本比起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的譯本更加準確高明，然而她在國外知名的幾大圖書館發現，借閱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過楊本的寥寥無幾”。事實是，國家間文學交流，最宜由外語翻成母語。
傑出的外語翻譯家，必是輸入國的母語大家。採訪草嬰時，得知老人家于中文何等考究，在字字珠璣般譯完肖洛霍夫小說後，還須請朋友孫道臨朗讀，以矯正拗口處。倘由俄國人譯成中文，能比？同樣，“出版社用一些學外語的中國人來翻譯中國文學”，即使不至馬悅然挖苦的“把小說給''謀殺''了”,至少也會給外國讀者留下語氣乃至文化的隔膜。
論者呼籲文化出口事業涌現一批“當代斯諾”，很對。“在瑞典只有兩人翻譯中文作品，一個是我，一個就是我的學生陳安娜。”（馬悅然語）“現在專門翻譯中文作品的，在美國和英國也許只有我跟JuliaLovell兩個人。”（葛浩文語）此種狀況，真行不得也幺哥！給熱衷中國文化的外國漢譯家以多方支撐，讓成千上萬“當代斯諾”涌現，亟待著手了。（司徒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