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文化改革瞻望
改革文化體制的目標是打造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數十年來，我們不能說不注重文化，但在具體操作文化的過程中，我們無論在文化結構、觀念體系還是敘事語言上，都往往流於刻板、空泛和僵滯。
顧名思義，軟實力的呈現方式是柔軟的、嫵媚的，是潤物細無聲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在國際事務中運用媚惑替代脅迫實現所渴望結果的能力”。加拿大學者馬修·弗雷澤如此定義軟實力：“假如說硬碰硬實力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那麼軟實力就是建立在價值的基礎上的。……硬實力發揮威懾功能，軟實力起誘惑作用；硬實力發揮勸誡功能，軟實力起說服作用。”弗雷澤發現，“如果說美國式的文化全球化具有顛覆性，恰恰就是因為它的強大資訊傳播效率驚人，極易讓人欣然接受。”弗雷澤把卓別林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最有影響的對外使者，把好萊塢喻為“美國最能幹的駐外大使”。
真正的軟實力在輸出價值觀念時從來不用空泛生硬的概念和枯燥乏味的表述，而是在電影電視、流行音樂、特色食品、體育運動、日用科技等產品中，悄然植入自己的價值觀念，以一種娛樂和愜意的方式，讓受眾在渾然不覺中受到影響。有人發現，即便是那些對美國懷有敵意的人，也會偷偷地喜歡邁克·喬丹、好萊塢電影和迪尼斯樂園。
中國也曾擁有“帝國文化”時期。漢朝唐朝如果也有當今社會的交通工具和傳播媒介，其文化版圖也一定會覆蓋更為廣闊的世界。而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要是有強大國力的支撐，其星河般的思想同樣會捕獲更多的外國視線。中國人不缺智慧，不缺靈感，只要有良好的思想空間和創作環境，就一定能交出不遜於他國的文化成績單。前些年，電影是好萊塢的天下，電視劇由韓劇主宰；現在，電影已收復部分“領土”，電視劇則已經趕走了“韓流”。
然而與經濟發展相比，文化的發展還遠遠無法與之匹配。我們不得不承認，一直以來，我們急功近利地讓文化負載了太多的預設概念，而這些“概念”又高懸于空，讓人感受不到它們的體溫和情趣。與此同時，我們還在不時抽幹文化的潤滑劑———娛樂。文化審美“天然”地喜愛靈氣和生動，“天然”地排斥陳詞濫調。硬板式的敘事結構、催眠式的敘事語言在傳播上永遠都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只有表達而沒有傳達，最終只是種自我陶醉。
這些年來，我們在經濟和體育上的成就有目共睹。這兩個領域都能用清晰的尺規測量長短強弱。但在文化領域，評判尺規的刻度本來就有模糊性，而我們秉持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則常常因其跟不上普眾的節拍而扭曲了判斷標準；當判斷摻雜進金錢與權力時，度量衡更是錯雜淩亂。在許許多多的文化細分領域，公正權威、令人信服的評獎都難以舉證，這使得文化產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好的作品冒不了頭，文化就失去了標桿，評獎也起不了激勵的作用。一些本來是民間文化團體和協會也越來越機關化，對文藝創作非但沒有助力，時常還有阻力。庸俗化的文化活動也日益流行，作品研討和學術會議越來越像追悼會，參與者滿嘴頌詞，盈耳讚聲。當文化沒有流派迭出爭議紛呈時，一個單調單一的格局就接踵而來了。
在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借助新興媒介澎湃而來時，難免夾雜一些粗鄙和低俗，我們確實需要安裝文化“防火牆”。可是“防火牆”太多，監管者失察，又難免會誤報誤殺，阻滯程式和係統的正常運作。因此，如何準確識別惡俗“病毒”與新異“插件”，同樣考驗著管理者的水準。
文化體制改革是一個千頭萬緒的工作，但無論如何繁複，都要反映到文化產品這個終端上來。而文化產品軟實力的強弱則要經過兩道檢測：一道是用戶市場，一道是國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