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得從幾個月前的新京劇《霸王別姬》說起。
這場在故事內容、表演形式、舞臺美術等方面都對梅派經典劇目進行了大膽創新的“新京劇”，一經試演就引得輿論譁然。在各類媒體的報道與評論中，對這種“創新”的批評和否定基本形成了“一邊倒”的態勢。對京劇表演程式、演員扮相、舞臺美術，以及最為核心的虛擬性、寫意性、假定性的顛覆，一時成為眾矢之的，甚至有專家著文斥責劇中“虞姬”，“年輕人不懂得自重，不懂得愛惜自己”。
在這場“單聲部”的集體“批判”中，是否就真的沒有一點對這次“創新”的正面評價呢？據我所知，這場以高端商務人士和外國觀眾為目標人群的京劇創新，對於一些算不上“票友”的觀眾來說，的確有著一定的吸引力。對於許多對京劇藝術並不熟悉、對京劇鑒賞尚未“入門”的人來說，正是由於有了各種與現代科技和現代審美相通的藝術手法的介入，終於獲得了一次與這門鑒賞門檻較高的藝術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但“業內人士”一番肅清式的批評，卻讓所有的叫好都變得不合時宜，仿佛誰要是叫好便暴露了自己的“不在行”、“不專業”，便在藝術品位上低人三分，還不如老老實實聽“專家”們的教訓來得妥當。
創新須有度，不單單是京劇發展的困境，也是所有具有一定歷史積澱的各種文化藝術形式面對創新時都會遇到的困擾。究竟何為“度”？這似乎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正因如此，這個“度”有時候就成了對傳統固步自封、對創新畏懼抵觸的幌子，並極具殺傷力，使各種有意于創新的探索者備受挫折。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1926年，世界上第一部有聲短片《唐·璜》在美國上映，隨即引發了一場大爭論。很多電影藝術家都認為聲音的加入會弱化演員的表演，從而使電影本身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受到擠壓。即使後來創造出了《大獨裁者》、《凡杜爾先生》、《舞臺生涯》等有聲電影的查理·卓別林，在有聲電影誕生之初也曾指責它扼殺了藝術家的創造力。
然而，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人們已經沒有理由不相信，電影從無聲發展為有聲，是技術進步的必然趨勢，而且極大地提升了觀眾的審美體驗。也許人們還應該慶倖，這种經過了時間檢驗的進步並沒有在當時被扼殺在一片棒喝的責難裏。對藝術探索與創新的嘗試，在較為包容的環境裏存活下來並開花結果，這不是藝術工作者單打獨鬥就能得來的成就，而是開放的創作環境和包容的審美心態共同造就的成果。
包括傳統藝術、高雅藝術在內的所有文化形式，都絕不僅僅是為一部分“專家”和“業內人士”的喝彩而存在的。只有“專家”喝彩的藝術，終究是孤獨的、沒有生氣的。藝術的魅力只有在被更多人領略和感受時，它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張揚。對創新的過度否定，只能挫傷那些“勇敢者”的積極性，從而使藝術傳承與發展陷入日益僵化的危機。須知，允許嘗試，包容創新，才是對藝術最好的保護、最高的尊重。而最終，在這些創新與探索中獲益的，也不僅僅是藝術形式本身，而是更多因為這些嘗試而走近藝術、了解藝術，並因此獲得更好的審美體驗的觀眾。
回過頭再說新京劇《霸王別姬》，其對傳統藝術的種種創新，即使觸動了某些“清規戒律”，但對藝術的傷害到底又有多大？即使它的某些探索是冒險的，甚至是失敗的，但它的存在與傳統經典的《霸王別姬》的存在並不矛盾。重要的是，通過種種新的嘗試，有更多觀眾走進了劇院，感受到了藝術的魅力，萌生對京劇藝術的興趣。與其瞻前顧後止步不前，終日嘆惜傳統藝術的邊緣化，眼睜睜看著它成為“博物館藝術”，那麼多一些積極的探索與嘗試，讓它以更親民的形式受到更多新觀眾的青睞，又有何妨？！
對藝術創新的“度”的把握不能一成不變，而應該在觀眾與時間的檢驗中辯證進行。給藝術創新一個包容的空間，很多年後，或許我們收穫的將是一個充滿驚喜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