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全國圖書博覽會（第22屆）在銀川舉辦，展售圖書30多萬種，新書佔70％以上。
在眾多出版物中，人們常說的垃圾書以低折扣出籠，充溢濃烈的功利之心，中華文化的芬芳蕩然無存。雖逞一時之快，然而對於文化產業的建設，後患不少。
我國年出書逾30萬種，可謂皇皇大哉！
如此巨量出版，卻無法令人興奮。實因無論生產者（作者），還是產出者（出版者）都問題多多，尤以出版物的內在品質令人憂心。讀書界常現無書可讀的埋怨，所謂無書可讀，不能怪讀者有眼無珠，到底是出版興旺？還是紙張堆壘？文化人體會最深。
尤以文史類著述、教輔以及衍生品問題最大。許多談史作品仿佛黃口小兒的論文習作，初生牛犢喜作驚人之語，學養與證據俱為薄弱的條件下故意向權威挑戰，無疑似街頭頑童向武林大師扔泥巴，狂妄而幼稚。雜湊剪輯的內容多如過江之鯽，即使所謂原創者，也因常識闕如、見識偏頗，因而在敘述上問題頻出，加之滿紙沓泄不振的語言，讀之令人頭脹不已。
然而產出者不斷為之推波助瀾。在明星整容成風的時代，圖書從業者似乎也摸透了這套關節，以表皮功夫而期產品成為炙手可熱的搶手貨。短平快的整容時代，光鮮外表，繁複耀眼的腰封，華麗可疑的說辭，藉此暗度陳倉，企圖以多層次包裝遂其“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之願。
這種情形似乎已成為一種不成文的時髦，或深入骨髓的不良習慣，出路愈狹而愈不能休，但一回頭已是百年身，要想改變這種情形，可能已是積重難返了。
即便大型出版社，也有令人震驚的殘次品。讀商務印書館最近所出的《中國的海賊》（日本學者松浦章所作，謝躍譯），為其可怕的差錯而震驚。僅舉一例，該書引用《點石齋畫報》上的一段文字作論據：“浙江省之塘棲鎮距省垣艮山門約四十里。近鎮附有地名五港博陸者。此一小小市集官大河之衝，梟槍匪時有出沒。故上憲派兩炮船以鎮壓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此時已四縐哭，有四五小艇疾若飛。”
這段話越看越彆扭，再看《點石齋畫報》上的原文，不過是說：“浙江省之塘棲鎮距省垣之艮山門約四十里，近鎮有地名五港博陸者，亦一小小市集，當大河之衝，鹽梟槍匪時有出沒。故上憲派兩炮船以鎮壓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過此，時已四鼓，突有四五小艇疾若飛。”
這一小段中，一是有多處標點錯誤；二是漏字，不能辨認乾脆省略；三是加字，明明沒有硬要加入；四是錯字，對於行書體繁體字不能辨認想當然亂安一字……再細一看，該書對於廿四史有標點本的引用都沒問題，對於刻本的引用，幾乎都有錯誤。整書差錯率不知是新聞出版署所要求的多少倍。真不知這樣的“學術著作”是怎樣寫成的，又是怎樣譯成的！
舊時的文史學者，如史學家蕭一山、繆鳳林、王桐齡、方豪……，他們的著述，可用三個“實”來概括，即扎紮實實、踏踏實實、結結實實，巍然峙立，仿佛金剛不壞之身。不幸滑落到近日下筆便錯的現實。
在某一類出版產出者那裏，對出版業純粹以生財工具或飯碗視之，人們常說的垃圾書以低折扣出籠，充溢濃烈的功利之心，中華文化的芬芳蕩然無存。雖逞一時之快，然而對於文化產業的建設，後患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