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中國生態文學創作呈現蓬勃的發展態勢。其中像徐剛的守望家園系列、李青松的綠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態危機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態系列、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等優秀作品的問世,引起了讀者的關注。但就整體創作而言，目前多數作品仍停留在揭示生態現狀、表達生態焦慮層面，而在更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更多樣的審美表達方面則存在明顯不足，行進中的中國生態文學尚需要有針對性地糾偏補弊，從“激情吶喊”轉向更具啟示意義的知性創作。
在情緒宣泄過後，生態文學尚需重建理性沉思。面對著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促使作家借助文學創作表達對生態危機的真誠憤慨和深重憂慮，但僅有這些還遠遠不夠。單純的義憤填膺之辭和人道主義呼籲，並不能給人以更多更深的啟示。生態文學的優勢在於它為作家提供了更廣闊的藝術空間，以進一步反思人類文明的弊端，但前提是作家必須克服盲目趨同的心態，儘快從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擊咒罵中擺脫出來，對伴隨人類社會發展出現的生態問題進行更為理性、全面的剖析與反思，並努力為人類走出生態困境尋求可能的出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生態文學作家們做到“心中有數”比“胸中有情”更具建設意義。
生態文學在強調“悲天”的同時，不能忽略“憫人”。由快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所引發的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產生的現實背景，這一危機包括自然生態危機和精神生態危機：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竭澤而漁式的開發利用使人類正在失去可以安頓肉身的物質家園；另一方面，自我意識極度膨脹所導致的精神危機又使安放靈魂的精神家園離人類越來越遠。而生態文學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批判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和展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理想境界這正反兩方面的努力，最終養成大眾的生態意識和科學的發展觀，建構起真正和諧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重建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與重獲人類內心的寧靜祥和是生態文學必須同步達成的使命，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但實際情況是，生態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聚焦于批判人類對於自然進行的毀滅性開掘和表現人類對與自然界“同歸於死”的恐懼，而對人類中心主義對於人性自身造成的桎梏則缺乏必要的關注與審視。同時經歷著內在精神困厄和外在環境告急的人類，如何能在解決自然生態危機的同時解救迷失已久的人性？放棄了對自身精神危機的救贖，人類恢復和重建和諧生態環境的希望、信心與勇氣又能堅持多久？如果回避了這些問題，人類渴望從哲學和思想層面找尋生態危機的原因並進行精神療救的訴求就無從實現，生態文學的生命力和深刻性也會大打折扣。
生態文學在求真、向善的同時，不能忘記塑美。作為文學領域一種特殊的形式，生態文學是在生態學思潮影響下產生的，它帶有鮮明的跨學科性質和強烈的生態預警特點，但這並不意味著生態文學可以不必遵循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生態學可以指引卻不能代替文學創作。說到底，作家還是要憑藉審美的方式與生態進行對話，並將有關生態的思維理念充分情感化和形象化後納入具有審美意味的創作機制，最終轉化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真正的生態文學是生態的，更是審美的，它不應僅僅是空洞的說教，相反應該是詩意盎然、充滿文學獨特魅力的。目前作家從事生態文學創作的熱情日益高漲，作品也越來越多，但有不少作品形同材料連綴式的“同題作文”，根本不具有獨特的美學品格。這種重生態化、輕文學化的傾嚮導致文學作品成了生態案例和宣講材料，題材扎堆、形象刻板、情節重復、手法單一……種種缺陷不一而足。為改變審美意味貧乏的文本現狀，作家們必須提升將形而上的哲學話語轉換成感性的文學話語的能力，不能放棄對文學本質的堅持和詩性品格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