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遺餘力地大力地強度推廣本土作品的文化使命，是俄羅斯樂派的光榮藝術傳統。這對我們有何啟發？
9月15日、16日在國家大劇院上演了由捷傑耶夫指揮彼得堡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和鋼琴家亞歷山大·托拉澤合作的兩場音樂會。
第一場音樂會的《第一交響曲》和《第十五交響曲》，是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一部和最後一部交響樂，是他的起點和終點，音樂會的這個選擇用心良苦且別開生面。第二場的《第九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也是在中國的首演。我對《第八交響曲》感觸極深，那裏的第二、三樂章都是對邪惡黑暗的揭露和諷刺。我曾看過一部史達林在紅場閱兵的影片，那輝煌盛大熱烈的遊行畫面，被後人配上的音樂卻正是第三樂章的托卡塔。我認為這是對這個樂章意義的最好解釋：這一切被作曲家看來不過是荒誕的小丑的表演，而這正是第三樂章無窮動的辛辣的反諷意義。
由俄羅斯樂團演出一位本國作曲家的作品而且每次兩場之多的世界性巡演，無論國內國際，這都是極其罕見的，也是我三十年從沒見過的現象。這個現象對我們有何啟發？
我認為這就是他們對本國作品的高度尊重。不遺餘力地大力地強度推廣本土作品的文化使命，是俄羅斯樂派的光榮藝術傳統。被稱為小提琴皇后的穆特在回答《南方都市報》的採訪時說過，“我覺得一個音樂家應該為作曲家服務。……和作曲家達成心靈上的契約，去表達他所要表達的音樂內涵。”1999年我曾經寫過一篇《中國交響樂憂思錄》，提出中國建立交響樂團的文化目的最終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要建立和建設本土交響樂文化。可是，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的交響樂團普遍地演出本土的作品仍舊太少了。
俄羅斯民族樂派是怎麼建立的？可以談談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的首演。作品由作者指揮在彼得堡連演兩次都未獲應有的成功；一個月以後，又在布拉格演出一場仍未獲應有成功；不久又在莫斯科演出兩場，仍然未獲應有成功；三個月後在漢堡的第六、七場演出才大獲成功，從此才在世界上站住。如果沒有當時文化環境的支援，柴可夫斯基的這個作品就淹沒了。作曲家是孤立和脆弱的，在第六次演出前的柴氏幾乎失去自信。而在我們這裡作曲家的作品一次沒有成功，可能就永遠死亡了。而且我們即使難得首演了，又常常首演即終演。何談推廣保留？像朱踐耳先生創作了十部交響樂，除了上交首演外，20年來幾乎沒有被別的任何樂團重新演奏過其任何一部。國家交響樂團應該以演奏我國有意義的作品為己任，但是也沒有演奏過任何一部他的交響樂。我的“火把節”幾乎各團都演，但普遍是被作為點綴而已！《梁祝》的知名度是怎麼出來的？在1958年首演後又不斷修改，1959年、1960年每年幾乎演出近200場。沒有這樣多地演出，《梁祝》能有今日嗎？這個觀念，在我國不但一般聽眾，就是不少的專業演奏家、樂團、指揮、總監、樂團管理者和媒體也遺忘了，模糊了。
我們看無論國內外的中國指揮家演奏家的介紹，履歷裏絕大部分都是演奏國外作品的輝煌，十分微弱甚至幾乎沒有出現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這讓人很擔憂。（王西麟 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