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固然高雅得多，與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方式也複雜得多，但“有影響”總強過“沒影響”，尤其是在“嚴肅文學”正在逐漸成為少數人壟斷話語權的圈子遊戲的今天，大眾的膚淺消費，也許比精英們故作高深的闡釋更加健康。
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較難伺候，常常正反兩面不高興。國內作家沒人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急吼吼地等、盼、催了幾十年，為評委會忽視中國乃至敵視中國而憤慨；好不容易有個獲獎的，立馬又有人高屋建瓴地拋出警世名言：切忌過度消費莫言，過度消費諾貝爾獎。
“過度消費”和早年間的“浮躁”一樣，已經成了某些人的口頭禪。在這兒也姑且較個真兒：“消費”一下莫言與諾貝爾獎，又有什麼壞處呢？另外，什麼樣的“消費”才算“過度”？假如是印書賣書的話，恐怕算不上“過度消費”。眾所週知，近當代文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建立在現代出版制度之上，把作品當作產品，通過工業化的方式販賣給群眾，這個模式天經地義。從狄更斯時代開始，作家就在計算著作品的銷量和版稅，諾貝爾獎成為促銷的砝碼，也是躲不過去的宿命。
不光是中國，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著跟風的讀者和精明的出版商，他們是構成文學“消費”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堅力量。當然，除去常規的買書與閱讀，可能還有一些特殊的、衍生的“消費模式”，譬如修繕故居籌建紀念館這種“給活人蓋廟”的舉動，比如把作家作品當成幌子開發旅遊的行為，再比如不考慮意蘊內涵性描寫多少先當國粹選進課本再說的計劃。這些“消費”可能是中國獨有的，也夠得上“過度”的範疇。不過說句不尊重的話，米老鼠的原版電影現在還有幾個人看？大家記住了一隻年近花甲的大耗子，遍地開花的迪斯尼公園功不可沒。文學固然高雅得多，與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方式也複雜得多，但有影響總強過沒影響，尤其是在“嚴肅文學”正在逐漸成為少數人壟斷話語權的圈子遊戲的今天，大眾的膚淺消費，也許比精英們故作高深的闡釋更加健康。
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諾貝爾文學獎真的應該像超女一樣快銷化、娛樂化，“中國好文學”也不可能變成“中國好聲音”。假如文學是關乎靈魂的工作，那麼中國人也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樣，無權忘記靈魂的重要性。同樣，我們也不能忘記諾貝爾文學獎的本原意義，真的把它當作文化快餐。只不過，從“消費”某位獲獎作家轉向理解文學、感悟文學，這樣的質變恐怕也並非一個文學獎能夠促成的——不管這個獎有多大個兒。中國人所需要的去浮躁化、去功利化的進步，也只能由這個社會通過自身的漫長努力才能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將“消費諾貝爾獎”當作實現遠景目標的一個手段，或許也有著獨特的積極意義。
消費沒有原罪，關鍵在於我們從消費中“買”到了什麼，“用”了什麼。中國的文化氛圍，所缺的並不只是一個國際大獎，更是一種良性運轉的“消費”模式。（穆風 文學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