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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不需要誇大，苦難本身已經夠大。苦難也不需要煽情，因為苦難本身就有足夠的力量。這種力量可能不會讓我們淚流滿面，但卻有憤怒在胸中燃燒。
這是馮小剛導演的悲情大戲《一九四二》給我的總體感覺。
《一九四二》上映後票房尚可，首日拿下2500萬元，但口碑卻很一般，某著名網站目前只打出了6分。筆者採訪過幾位觀眾，大家普遍感覺比較失望。有人還說，本來是想著像看《唐山大地震》一樣，來電影院哭一把的，紙巾都備足了，但到了也沒用上。這種心態的觀眾，並不是少數。想哭，但沒哭出來，這樣的電影，觀眾自然不滿意。
但我想說的是，這恰恰是《一九四二》和馮小剛導演的高明之處，馮導這回真是把電影想明白了。
馮小剛之前的賀歲喜劇，耍些小聰明，編些京味兒段子，讓大家哈哈一樂，過去也就過去了。從《天下無賊》開始，馮小剛開始正兒八經地想講完整的故事。這一思路在《集結號》和《唐山大地震》中得到集中體現。但《唐山大地震》有個問題，就是局部煽情過度，尤其是在女主角徐帆的戲份兒上。大家看電影時雖然哭得稀裏嘩啦，但賺取的也不過是廉價的淚水。真正打動人心的東西，不需要淚水，而是徹骨的悲痛。而《一九四二》，算是達到了這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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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人來說，一九四二，只是個陌生的年份。那一年，河南發生了空前的大饑荒。這部電影描述的就是，面對這場餓死了300萬人的天災人禍，不同的人不同的態度和選擇。馮小剛稱，在《一九四二》裏他沒有自己的態度，一切讓觀眾來定奪，“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正是本著這種態度，這部多線條敘事的電影裏的五條線索（災民、軍隊、政府、傳教士、記者）採用的全部都是白描。
主線是張國立飾演的老東家一家和長工瞎鹿一家逃荒的過程。一路上，先是沒有吃的了，然後開始死人，賣人，最後只剩下老東家孤單單一個人。所有的苦難全部點到為止，然後鏡頭迅速切換。不煽情，不評判，只有偶爾響起的音樂作一下呼應。電影呈現給觀眾的，就是歷史的細部和大量逼真的情節。
比如，老東家看到瞎鹿要賣孩子，跟家人說了一句，這戲是演給咱們看的，然後舀出一碗小米想給瞎鹿，但在看到周圍一群人饑餓的眼睛時，老東家手一縮，又倒回去一半。長工栓柱用美國記者給自己的餅乾去引誘老東家的女兒星星，欲行房事，星星不幹。花枝聽到後說，栓柱，我讓你弄，你給我兩塊餅乾。為了能把自己賣出去，花枝嫁給栓柱，然後對栓柱說，我嫁給你，你明天就可以賣媳婦了，這樣你也能活，我也能活，我這倆孩子也算有了一個託付。還有那個逃荒路上誕生的嬰兒，是老東家唯一的骨血，一路呵護，好不容易沒餓死，但到最後卻被老東家抱得太緊活活悶死了。大量類似的細節，看似黑色幽默，其實是深深的悲涼，讓我們欲哭無淚。
直到全片即將結束時，電影才勉強給出一絲溫暖。死也要死在家裏，不去陜西掉頭往回走的老東家，路上看到一個小女孩。小女孩說，我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是我不認識的了。老東家說，你叫我一聲爺，咱倆就算認識了。小女孩叫了一聲爺，然後老東家牽起那個妮兒來，兩人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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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饑餓我有切膚之痛，因此對《一九四二》我感同身受。在少年和少年之前的時代，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只有窩頭和粗糧煎餅可以吃，不用說肉了，連油都少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的身體拒絕成長。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快20歲時我才以一年10釐米的速度長成現在的個頭。在縣城上初中時，有一次不小心把家裏給的買飯錢丟了，我餓了自己整整兩天，還不敢跟家裏人說。
在談到《一九四二》時，馮小剛導演闡述了他對饑餓的概念，我特別認同。
馮導說，“尊嚴是從肚皮開始的。我們經常說這人不為五斗米折腰，很佩服這種人。但在我看，可能嗎？他為什麼不為五斗米折腰啊？他們家擱著十擔米呢！如果你家裏頭老婆、孩子、老娘，張著嘴等著，嗷嗷待哺，朝不保夕，你要今兒不把吃的給弄回去，他們就餓死了，別說五斗米了，什麼事為了這口吃的我都能幹，這是人性應該被接受的一部分。一個人他說有氣節，說你孫子今不拿刀給我砍了，我就不服你。這種人，這種事，我絕對相信。但我他媽不砍你，我也不斃你，我他媽餓著你。我覺得有勇氣被刀砍腦袋的不一定熬得過這餓，最後你在饑餓中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