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蘆山地震而延播的《新編輯部的故事》最終在一些衛視開播。但質疑聲遠遠超過讚揚聲：“表演浮誇，橋段生硬”。對此，導演鄭曉龍受訪時坦承自己就是想突破傳統有所創新，而“大眾對於新鮮事物的接受也總要有個過程。”
可以理解鄭導的心情，不過坦率說，這話很扯。因為在我看來，這部電視局並無任何新意。除了懷舊，除了帶來一次回顧舊日經典和重新審視自己成長經歷的機緣，也實在是沒有任何藝術與審美意義可言。而這其中，最慘的是一以貫之的呂麗萍版的戈玲。在對比兩個版本之後，我們似乎只能這樣理解，無論是多麼聰慧靈動的好女子，衰老之後，都將變得面目可憎，反應遲鈍。甚至我們可以更惡毒地想像，李冬寶果斷抽身而去，因其寧可承擔罵名，也無法忍受這一反智的妻子。
失敗不是因為表演方式的“差異”乃至“差距”，甚至也不是因為神一般的王朔沒有到場。今天即便王朔出山，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神化為人。真正的問題在於，今天的電視劇已經沒有可以在文化層面突破的可能了。一切能想到的空間都被盯住，娛樂精神與狂放的想像力都只能揮灑在一些抗日神劇上面，電視這種媒體再也沒有了開拓文化藝術空間和引領潮流的可能了。在這個時候，接著講述編輯部的故事，自然是一個不智之舉——除非本意就是反智。起碼從目前的文本而言，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
要理解《編輯部的故事》，必須回到的1991年的歷史語境。那時候，王朔與知識分子群體正在進行一場關於“人文主義”的戰爭。被討伐為“痞子”的王朔，則乾脆以痞子的低姿態，毫不退讓、快意恩仇。那部編輯部的故事，實際上充滿了王朔身上的火藥味。不僅如此，二十年後理解《編輯部的故事》和王朔，我們會發現其審美核心是清晰的：語言解放。常見的對王朔和他代表的文化現象的批評質疑之處在於，他們解構了舊偽神，卻沒有凸顯新價值，他們證偽陳腐語言，卻無力創造真正的新語言。
可實際上，隨後的事實表明，解放語言是一切文化思想解凍的開始。今天這種解放主要發生在網際網路等新媒體領域，而電視反而朝著反智的方向一路狂奔。《新編輯的故事》，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樣本。而回顧《編輯部的故事》，似乎在提醒我們，電視劇並不必然反智，真正反智的，卻是其他。（謝勇 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