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生產的規範性角度來說，張藝謀和張偉平“二人轉”式的關係，不能長久維持。電影是一種精密的現代工業，導演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他絕非作家一樣可以閉門造小說。投資人、投資人任命的製片人、電影導演、編劇、演員是最重要的幾個環節，其中導演是“中場靈魂”。
張藝謀與張偉平的恩恩怨怨，是電影界長年的熱門話題。早年是恩，一個拍片一個賣片，一個低調一個高調，配合得仿佛默契；後來是怨，一個公開抱怨，另一個忍氣吞聲，同時關於張藝謀的負面新聞一波波涌出。給坊間添了許多談資，真相如何卻無人知道。作為旁觀者，我也只能判定，人們（包括我在內）圍觀得有多熱烈，離事實就有多遠。
關於張藝謀的負面新聞，隨著“超生事件”達到了巔峰，從一張闔影開始，超生一事被逐步披露，最後張藝謀上電視認錯，交鉅額罰款，既對公眾做一個回應，也是與過去做了一個總了斷。簽入樂視的張藝謀，總算能夠安靜地拍一部電影了。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一本書的出版，又將“二張”拉回公眾視野。這本名叫《宿命——孤獨張藝謀》的書，對“二張”之間的恩怨，做了一次總解析，並對是非作出明確的判斷，從作者自己的視角，使公眾對“二張”十幾年的合作關係，多了一個了解的維度。
我對私人問題興趣不大，感興趣的是個人的合作關係，與張藝謀十幾年來的電影作品有什麼關係，尤其那幾部爭議很大的電影。比如在拍出開創性的《英雄》之後，張藝謀為何還要續貂一個《十面埋伏》？由科恩兄弟的《血迷宮》改編的《三槍拍案驚奇》，為何變成了純搞笑電影？周傑倫、小瀋陽之類的“演員”怎麼進入張藝謀的法眼？《金陵十三釵》裏有些情節是不是張藝謀的本意？
至少在這部書裏，有些問題可以找到張藝謀方面的說法。比如北京奧運會之後，不願閒著的張藝謀投拍《三槍拍案驚奇》，這本是一個嚴肅的懸疑片，但由於張偉平的力薦，小瀋陽成為重要角色。違背導演的意願，周傑倫在《黃金甲》中的戲份增加，《金陵十三釵》更由於外在壓力，一些情節的處理令張藝謀至今後悔。
看來在電影藝術角度，“二人轉”式的二張關係，讓張藝謀在拍片方面不能夠忠於自己，他的搭檔施加了過多的壓力，甚至左右了他的藝術選擇。賺錢、賠錢的壓力，也讓張藝謀對電影的判斷，越來越與票房掛鉤，儘管這並非出於他的意願，但觀眾和影評人會把賬算到他頭上。
電影是一種精密的現代工業，導演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他絕非作家一樣可以閉門造小說。投資人、投資人任命的製片人、電影導演、編劇、演員是最重要的幾個環節，其中導演是“中場靈魂”。這個組織架構越合理，這個團隊就越出色，導演就越能夠省心，全心投入自己的才華，拍出傑齣電影的幾率也就越高。
但在張藝謀和張偉平合作的16年，這種合作關係已經違背了電影規律。由於性格或其他因素，張藝謀在團隊中越來越弱勢，連“排兵布陣”的權力都不能完全掌握，“中場靈魂”的地位，被電影藝術的外行所取代，即使不是完全取代。這種合作關係反映到電影中，必然損害電影的品質，使張藝謀電影變成別人的電影。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的影視搭檔中，夫妻檔、兄弟幫難以成事的原因，導演不能夠全盤掌控電影，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工業的一個頑癥，很多環節靠哥們兒義氣和關係人情維繫，而不是靠電影本身的原則推動。電影項目可能不經意間就在觥籌交錯中談成，投資人在床頭枕邊決策，導演在飯桌上組建團隊，演員在帷幕之中挑選，每一個環節都有人情，每一個程式都小小走偏，最後出來的電影，就成了一頭大大的四不像。
張藝謀的哥們情義，就這樣投射到了電影銀幕，這對於一個視電影如生命的人來說，應該是最大的痛苦。他在和樂視簽約時，捧著發言稿虔誠地念出“結束了長期無序和不規範合作模式，希望能有更大創作空間，排除不良干擾”這樣的話，說明他對過去十幾年的電影生涯，具有相當深刻認識和反思，而絕不僅僅遇人不淑那麼簡單，這關係到電影的靈魂。
一位中國最著名的導演，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某種意義上浪費著才華，令人惋惜。“二張”合作的教訓，對中國電影具有借鑒意義，在電影這個行當裏，同樣應該遠離“人治”，走向“法治”，所謂人，就是世故人情，所謂法，就是電影的法則。（潘採夫 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