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下午，一來自河南公民路過北大西門搞行為藝術，抨擊北京高考生享受太多特權。希望有更多的公民行動起來，向教育不公平說，NO。圍觀路人還送礦泉水，活動完畢，北大保安表現出北大應有之精神，紛紛握手、留影，以示支援（ 9月12日 大河網 ）。
河南學生以行為藝術的形式，表達了對教育公平的渴望。此舉贏得了北京市民送水的物質支援與北大保安握手留影的行為肯定。在此民意基礎上，而對於表達行為藝術的河南公民，卻受到了懲罰。
送匾“北京人大學”，從新聞報道來看，這位90後青年並沒有暴力行動，而非常理性甚至是藝術的形式表達訴求，不哭不鬧不陳情，並沒有地方政府聞之色變的“鬧訪”，何以害怕如斯，居然先扣押後派兩人專門押送回拘留所呢？
此舉是北大所為還是地方警局所為，抑或是北大向地方警局報警？但是，面對記者的追問，地方警局的回應卻分明另有玄機一般：對於此事，不知道，也不能說。好一個不能說！大凡不能說有幾種情況，有保密之責，不能說；一旦說出來，有受懲之虞，故此不敢說；嫌其過於骯髒，不願說，所以，表現出來都是“不能說”。此次前來呈情表願的學生被抓，不知屬於哪一種情況，頗令人費思量。
錢學森曾在彌留之際，表達了他至死的糾結：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問題如此堅銳，也讓人難堪，但還是應人與機構做出回應，特別是北大應該站出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月刊》的《發刊詞》上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是何其振聾發聵。網羅眾家，給予自由，任其成長為大師，顯然是蔡元培隔時空的回答了錢學森。但擺在北大面前的問題是眾家到底如何網羅，設若北京大學完全變成北京人大學，則眾家難進，外地學子難入，學術與文化都在近親繁殖，不單北大要成為全國納稅人所豢養的地方利益團體，更有可能生出先天不足畸形兒。
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站在今天來看，蔡的思想與相容並包的胸懷依然是後人無法仰及的，當日北大對管制是反抗的，而今日北大對異議力量是要進行管制的，對當年蔡元培先生所不屑的力量更為依賴。
蔡元培提出了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但是，蔡元培從來沒有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北大對人才的錄取居然劃地成牢變相成了北京的福利了。對於學生踩高蹺的意見表達，北大不尊重其自由表達，反而依靠政府的強制手段對一心嚮往之的學子下手。這些年不斷有人撰文追憶蔡元培，稱世上再蔡元培先生，看來此論不妄。
當公民權利日益覺醒，本應站在時代前列引導公民覺醒，最少也為公民權利覺醒鼓與呼的大學，卻成了阻礙權利意識表達的幫兇，這無論如何與大學精神日遠，光此一點，則證明北大已入二流大學。當年，北大是五四的中堅力量，無法想像今天竟然無法容忍意見的表達。
所以，河南學子送北京人大學匾牌被捕一事，初看是爭教育平權的失敗，但往深處看，卻不難洞見教育淪為政府附庸、喪失思想與人格獨立的大悲劇。而這又註定了中國將繼續成為一個缺乏大師的國家，有的只是精緻的利己主義的氾濫。（台灣網網友 寧新春）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