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個月班，工資只有0.36元。撫順煤礦電機廠的員工李先生展示了他令人瞠目的工資條。李先生稱，就這樣，他還得欠單位2.64元，因為“單位替他繳納了保險”，最多的要欠單位160多元。“單位領導讓我們打欠條，我們沒打。”李先生說。當記者就此電話採訪撫順市勞動監察局，對方回答：工人需要的話，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提供書面材料申請，由勞動監察部門介入調查。（10月31日 《遼沈晚報》）
每天上下班按時打卡，出滿全勤且沒有違紀行為，月工資條上的工資卻只有0.36元；就這，還只是因為“工資條上不允許出現負數”，否則因為單位繳了保險，還要倒欠企業錢。看到這樣的新聞，相信一般人都會驚大了嘴巴，很難相信在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工資待遇”，大概只比“包身工”或者被奴役的智障工人們好一點。在一家正規並且號稱業內知名的企業裏，居然如此“善待員工”，無疑為眼下正引發熱議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寫下了一個鮮活的注腳。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兩個重要的議題，一是對壟斷企業和體制內部的“削高”，一是對低收入人群和弱勢群體的“托底”。前者因為涉及到既得利益因此被視為改革的難題，後者則被視為比較容易解決，具體的措施有最低工資標準、工資協商制度等等。可是，現在看來，“削高”固然是問題，“托底”也做得相當差勁。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在紙上設計的一些勞動制度，根本走入不了現實，執法的水準遠遠沒有跟上立法的水準。
僅就最低工資標準而言，基本上各地政府都制訂了，並且近年來多有向上調整。撫順城區去年調整後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900元，在全國範圍內肯定不算高，可是與0.36元的煤機廠工資相比，仍然判若天壤。作為當地比較知名的企業，不可能不知道還有最低工資標準這回事，“不清楚李先生的工資是不是符合撫順市城區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純粹是謊言，而“再和領導研究研究”的潛臺詞，則似乎是最低工資標準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因為工人工資的上漲不能冀望于老闆的仁慈，他們也缺乏同資方進行博弈的資本和代理人，於是他們只能冀望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此才對弱勢群體意義重大，因為那往往就是老闆願意開給他們的最高工資。可是，如果最低工資標準可以零成本地不遵守，月工資3毛6也沒人去管，那最低工資標準還能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不得不問的是，月工資3毛6的企業究竟應該誰來管？
讓人詫異的是，當接到記者關於該企業超低工資的舉報，撫順勞動監察部門的表態竟然是，“工人需要的話，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提供書面材料申請”。換言之，雖然他們明明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但如果工人不提供書面申請材料，那勞動監察部門就不會去管。在他們的字典裏，維護勞動者權益，似乎從來就沒有主動出擊一說，而是典型的被動執法、等待執法；如果工人擔心被開除不敢實名舉報，那麼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長期視而不見。
常常被提到的還有工會，因為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乃是工會的基本職責。我不知道這家企業是否有工會，但地方上至少是有工會這個機構的；可是早已行政化的他們，還會管工人工資3毛6這樣的事情嗎？如果不是媒體曝光了此事，李先生3毛6的月工資還要拿多久？而媒體曝光了之後，李先生還能在這家企業呆下去嗎？沒人知道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最低工資標準在很多地方恐怕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台灣網網友 李東勝）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