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紅：兩岸究竟是什麼關係？
目前，兩岸間的相互定位還有嚴重分歧，是父子、夫妻、兄弟、親戚關係，還是其他關係，有待雙方認定。但兩岸一家人沒有錯，兩岸有共同的責任來推動。
兩岸共同點
對於推進兩岸關係的責任，兩岸有許多共同點，這是和平發展的動力和內涵。
大陸強調，兩岸要增強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動。因此，大陸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推進兩岸關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向前邁進；堅持增進兩岸互信，良性互動，求同存異，務實進取；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繼續反對“臺獨”，為深化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合作採取更多積極舉措。
臺灣方面的表述主要集中在，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不會推進“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臺灣獨立”；增強臺灣民眾的中華民族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兩岸關係間的易與難、政與經難以劃分，但是民間已經在談，政治議題協商要穩健可行；要強化兩岸經濟關係和經濟整合，為兩岸創造更多的實質利益；深化社會交流，加強文化交流等。
以上可以看出，兩岸雙方在推進和平發展問題上有許多共同點，在推進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問題上有許多共同點。
政治領域分歧多
但兩岸在認識上和行動上有不同，交流事務上的共性多一點，政治領域的分歧多一點。
一是對於“九二共識”，這是兩岸60多年來唯一的政治共識，或者說是兩種政治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模式下的最為巧妙的政治對接。對此，大陸強調“一中框架”下的“兩岸同屬一國”；臺灣方面則是更多地強調兩岸間有爭議的內容，這樣做不利於營造雙方探討臺灣政治定位問題的氛圍。
二是對於和平發展的前景，大陸強調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實現和平統一，臺方則更多強調和平發展的發展過程，避談、少談，甚至不談終極目標。儘管臺灣方面這樣做有其現實要求，但不利於和平發展的長遠動力和情感的累積。
三是對於“臺獨”的危害，大陸的認識要深刻得多，臺灣方面儘管經歷過長達8年的“臺獨之亂”、“阿扁之禍”，但是對於“臺獨”危害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於“臺獨政黨”甚至抱有不切現實的幻想。
對於政治議題，大陸的態度積極、向上和樂觀，臺灣方面顯然消極得多。對於商簽“和平協議”，臺灣方面提出了“發展需要、民意支援、議會監督和公投決定”的限制性條件。對於國共兩黨領導人會面，臺灣方面不是積極創造條件，而是製造一些新的問題。對於“民共交流”，民進黨方面缺乏放棄“臺獨黨綱”的勇氣，只是當作策略性手段之一，部分社會輿論也是隨之起舞。
干擾兩岸關係的因素
對於和平發展這一兩岸共同責任的現實因素和現實要求，臺灣方面的牽制和干擾要多一些。如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速度、進度，有誤解的人不在少數；對於和平發展成果的認定，對於陸客赴臺、實施ECFA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帶來的經濟效益，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少；對於兩岸19項協議的積極意義，有一些政黨熱衷於惡搞；有些人無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的國際氛圍，過分強調單方面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有些人有意擴大兩岸存在的各種差異，製造兩岸的對立。
兩岸對於共同責任的不同認識、不同表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是允許存在的。兩岸不同點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兩岸關係前進的動力。
學術機構應貢獻智慧
目前，有關兩岸間政治定位等政治對話，難度和敏感度並存，因此兩岸都提出可以先由民間智庫進行。民間智庫、學術機構和學者有責任為兩岸決策當局提供有見地、可操作的建設性意見、方案，提供理論、政治、政策、效果和影響方面的評估結論。如兩岸關係已經由“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急後緩”階段，轉入“邊經邊政、由易助難、由急拉緩”的趨勢，如何評估這一趨勢，如何推進這一轉變，學界需要深入研究。對於政治議題，兩岸學者的不同點是，大陸學者顯得積極一些，臺灣學者顯得活躍一些。大陸學界有一句話，叫做“依靠中華民族的智慧來解決”。有學者20年來不定期地發表關於兩岸政治協商的論文，一談到如何對待“中華民國”問題，則用“依靠中華民族的智慧來解決”。作為學者，講了20年的“民族智慧”，也到了用“民族智慧”提出自己見解的時候了。（劉紅：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