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樂觀選情下，民進黨反而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應審慎以對。
首先，民進黨不宜低估中美的大國博弈關係。臺灣雖然有其地緣政治上的樞紐地位，但中國大陸與美日確實在東海和南海等議題中存在結構性的利益矛盾，民進黨或許可以在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中找到對臺灣有利的位置，但是不能誇大了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衝突面，從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合作面。特別是北京所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後，顯然已將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設定在國際體系的大棋盤中，這個佈局充滿了理性設計與長遠的戰略視野，絕不容臺灣小覷。如何務實靈活地在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中找到臺灣的方向，自然考驗蔡英文的政治智慧。
其次，民進黨不宜低估“習馬會”的政治效應。許多綠營人士評估“習馬會”時多以“對臺統戰慣性”或“框限執政後的兩岸關係”的傳統思維回應，這不僅低估了國共之間的政治互信基礎，也忽略了“九二共識”所產生的外溢作用。平心而論，“習馬會”可說是“汪辜會談”以來兩岸政治發展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除了有其政治互動的初始條件外，更有其增量累積的路徑依賴的鎖入效果，這意味“九二共識”已從“各自表述”的層面落實到兩岸具體政治實踐中，並且也對國際輿論起到了宣示效果。民進黨如何多層次界定兩岸政治關係，並產生等其量的政治效應是重大挑戰。
再者，民進黨不宜存有“政經分離”或“政左經右”的簡化思維。迄今為止，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相關論述顯然並沒有得到北京的正面回應，導致某些綠營人士片面認為，可將“政治定位”與“經濟社會交流”脫鉤，可在“沒有‘九二共識’下”單方面推動“由下而上”的兩岸經貿關係。這種“政經分離”的思維雖可在“扁政府”執政時期“復委託”或“政府直接委託”的協商模式中得到部分解釋，但是彼時的政經時空背景不僅和現狀存在鮮明差距，更不應低估大陸領導人的意志及其豐沛的政經實力。
最後，民進黨必須適當檢討當下的兩岸政策，針對現階段的兩岸交流進行務實的反思，並應拿出執政者的高度，提供公共財政與建構溝通平臺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尤其民進黨標榜“民主人權”與“社會正義”，更應該在陸籍配偶生存權、陸生納健保、大陸勞工工作權保障(如漁民工)等議題中有所改善。畢竟，民進黨必須從在野的監督批評者，轉型成為執政黨的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的角色。(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海峽導報導報特約評論員張宇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