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心《中韓自貿協定》對臺灣的衝擊，鴻海董事長郭臺銘公開喊話，希望“經濟選民”理性思考，共同拯救臺灣的未來，“別逼我離開臺灣”。對此，柯文哲回嗆說，郭臺銘的目標正確、方法錯誤，臺灣應向“好的民主”學習，而不要像希特勒或蘇聯的發展模式。
這段“雞同鴨講”的對話，除反映了兩人迷宮似的語言和思考邏輯，也相當程度描繪了臺灣政治和經濟長期以來兩相分離的困境，且至今似仍無解。
作為大企業家，郭臺銘擔心臺灣經濟受兩岸服貿、貨貿停滯不前之牽累，因而憂形於色，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事。但他在選舉逼近前說出“如果我是外國人，我不會投資臺灣；如果我是臺灣人，我會縮減在臺灣的營運規模”，這些話或許說出了很多企業家的心聲，但難免被某些人解讀為“恐嚇牌”。相對的，柯文哲作為臺北市長候選人主動跳出來接招，卻回應得相當離奇：說臺灣要學習“美式民主”，並不算答覆了郭董“經濟優先”的呼籲；然後他突然跳接到希特勒及蘇聯模式，這不免令人好奇柯文哲的思維究竟停頓在什麼年代的時空背景？
臺灣《聯合報》19日社論說，在選舉中打“經濟牌”，是國民黨一向慣用的手法；但這次選舉，似乎連藍軍都放棄了此一招數，顯然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有利用價值。此時，郭臺銘主動跳出來，向“經濟選民”連續喊話56次，可見其憂慮之深。然而，要說這番講話能激起選民的警覺，乃至產生什麼力挽狂瀾的作用，只怕難以樂觀，因為一般民眾對經濟受政治牽制的困境似乎已經感到麻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