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成員正式出爐，擬定於5月9日召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華廣網3日刊載江蘇省臺灣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平的評論文章，由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經歷過程及人事情況分析指出，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已經變味，與當初醞釀的“委員會”相去甚遠。
全文內容如下：
5月1日，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成員正式出爐，除召集人蘇貞昌外，包括兩位前黨主席遊錫堃、蔡英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臺南市長賴清德、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和吳乃仁等共8人，擬定於5月9日召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至此，喧囂已久的“中國事務委員會”終於塵埃落地，完全浮出水面。只是現今的“委員會”已經變味，與當初醞釀的“委員會”相去甚遠。
謝長廷無緣其中，“委員會”大為失色。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是蘇貞昌當選黨主席後宣佈的一項重要政見。蘇當初提出成立該“委員會”，有為謝長廷量身打造的意味，當時就暗示將由謝長廷出任“委員會主委”，親蘇人士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除非謝不要”，否則“主委”人選非謝莫屬，認為謝的兩岸論點，在黨內屬於“鴿派”，符合當前民進黨的政策走向；加上謝的輩分與研究兩岸議題的時間，都是黨內最具份量者。的確，蘇原本有意由謝出任“委員會主委”，一方面希望借此安撫謝長廷，緩和與謝的緊張關係，避免謝長廷與蔡英文形成聯盟，為蔡所用，不利於自己的政治發展；另一方面是想借謝在兩岸關係上的一些大膽想法，緩解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面臨的巨大壓力，改變民進黨刻板形象，讓外界感受到民進黨有調整改善兩岸關係的善意，有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提升民進黨的競爭力，鞏固自己的黨內地位，為爭取代表民進黨征戰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創造條件、鋪平道路。可最終情況發展，卻獨獨缺了當初的最熱門人選，謝長廷不但與“委員會主委”(召集人)無緣，甚至連“委員會”成員也不是，這遠遠偏離了當初的設想，委員會也因此大為失色。
“委員會”失去原定功能，可能形同虛設。蘇貞昌當初提議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有意將其作為民進黨大陸政策的重要決策部門及民進黨發展與大陸關係的重要平臺，故而外界高度期待。有鋻於此，謝長廷十分重視，對出任“委員會主委”態度積極。可在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強大壓力下，加之蘇貞昌私心作祟，擔心大陸政策主導權旁落，害怕謝長廷搶了自己的風頭，結果自食其言，違背承諾，未讓謝長廷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改由自己親自兼任委員會召集人，並明確將委員會定調為黨內兩岸問題的溝通平臺。這與謝長廷對“委員會”的期待有很大落差，故而婉拒出任“委員會委員”。對此，謝長廷幕僚曾明確表示，謝從頭到尾都沒有爭取過“主委”或召集人的位子，且蘇貞昌定調“中國事務委員會”是黨內溝通平臺，謝長廷則認為“委員會”應該擴大為兩岸交流平臺，蘇的定位“較為保守”，兩者相去甚遠。黨內有識之士更尖銳地批評，黨內“獨派”人士抵制謝長廷，導致蘇貞昌兼任“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集人，這是蘇貞昌對“獨派”的投降，使民進黨原本有機會運用“中國事務委員會”來掌握兩岸間的話語權，並找出民進黨的戰略角色與定位變得不可能，讓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本來可望的“開放格局”，變成最後的“退縮格局”。的確，現今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已沒有了當初設想的功能，所謂黨內的“溝通平臺”，無非是一番爭吵，無法做出任何決策，最終是不了了之，形同虛設。
民進黨無意，“委員會”難以發揮作用。蘇貞昌當選主席後，為順應兩岸關係發展，迎合島內主流民意，彰顯民進黨有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爭取突破通往“執政”的“最後一里路”，一度表現出調整大陸政策的積極姿態，明確表示對大陸政策的態度是“開放的”，兩岸議題“態度該放的放，方法要靈活”，數度表示在可能的情況下，不排除訪問大陸；上任伊始，即表示恢復“中國事務部”，設立更高層次的“中國事務委員會”，顯示對兩岸關係的高度重視，並暗示將由謝長廷出任“委員會主委”。此種局面如果持續下來，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確能發揮不小作用，值得期待。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深綠力量的強烈反制下，蘇貞昌從原有立場大踏步後退，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依然是死水一潭，無實質改變。蘇當選黨主席後，民進黨雖就大陸政策舉行了一些研討，卻未見任何實質結論；一些重量級人物紛紛赴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民進黨執政縣市官員訪陸推銷農特產品、地方旅遊，包括引起轟動的謝長廷大陸行。只是這些都是被動、自發及策略性的，民進黨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堅持既有的價值觀、堅持“臺獨”立場不動搖。蘇貞昌幾度強調，民進黨面對大陸的態度有改變、方法有改變，但是信仰沒有改變、價值也沒有改變，民進黨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價值。甚至繼續鼓吹所謂的“臺灣共識”，堅持“臺灣前途決議文”。如此的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於事無補，難以發揮實質作用。(楊平 江蘇省臺灣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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