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王旭明（右）與學員互動。
記者：您曾經說過，新聞發言人最可悲的就是不發言，“公開”為何那麼難？
王旭明：很少有官員願意向公眾公開，因為公開就意味著權力的喪失、利益的缺損，個人名譽和地位的動搖。公開還意味著為官習慣的改變，這可能是資訊公開政策推行起來遭受阻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一些方面不公開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國防部、保密局等，但如果教育部、衛生部、鐵道部等與百姓吃穿住行關係緊密的部門都不能實現公開透明，這就是一種部門失職行為。
記者：目前，人們對於新聞發言人的認識，主要存在哪些誤區？
王旭明：很多人認為危機發生時才需要新聞發言人，平常是不需要的。其實，新聞發言人不能把處理公共危機作為唯一任務，因為那畢竟是非常態的，新聞發言人應該在日常生活中有用武之地。
另外，很多人認為新聞發言人與官員是對等關係。其實，新聞發言人是介於新聞和官員之間的人，應搭建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橋梁。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新聞發言人跟國外的產生過程並不一樣。國外的新聞發言人是一種職業，幹得好可以幹一輩子，但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大都從官員中產生，有一定的行政級別。
記者：很多地方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是從維穩的角度出發，您認為積極推進各級新聞發言人制度有何必要性？
王旭明：各級政府設立發言人是國家資訊公開制度的一部分，不能只從維穩的角度出發。一些企業和機構設立新聞發言人，可以看作是公關意識提升的一種表現。推行新聞發言人制度既是現代民主法制的需要，也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進步的重要體現，不僅有利於反腐敗，滿足百姓的知情權，而且有利於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透明的大國形象。
記者：有人說，新聞發言人是個高危職業，說多了，不一定受領導待見，甚至影響官位，對此您怎麼看？
王旭明：在我做新聞發言人時，就意識到了這樣一點。有些人篤信：說不如不說，說多了反而惹禍。當然，每個人對人生意義的理解不同，因此反映在行為上也有所不同。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不擇手段不顧一切就是為了陞官，那麼，當然是如同我們所看到的現實，就是能不說則不說，能少說則少說，因為言多語失，槍打出頭鳥。如果你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為人類的文明做貢獻，推進中國社會的民主、文明和法制化進程，可能就要失去一些個人的東西。我鼓勵新聞發言人該發言的時候發言，他們不是說太多了，而是說得太少了。
我認為國家對發言人制度改革應該予以通盤考慮，甚至可以用立法的形式鞏固已有的成果，明確一種觀念，即資訊公開不力也是一種瀆職行為。
記者：從你接觸的地方官員看，他們的傳播素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王旭明：許多官員的傳播素養是一張白紙。中國的官員絕大部分沒有媒體工作經歷，尤其是在政府部門擔當新聞發言人和從事新聞宣傳的人幾乎都如此。在美國，幾乎所有的新聞發言人都有媒體的從業經歷。美國的總統新聞官和白宮新聞發言人，都是從優秀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或報紙的資深評論員選拔出來的。還比如說，對受眾的考慮是傳播學的內涵，但我們的很多官員講話恰恰忽視了受眾的需求。這說起來很簡單，但真正做起來很難，所以，讓人愛聽、聽得進去產生作用的講話很少。
記者：有一些記者反映，某些政府部門或部委的新聞發言人根本聯繫不上，發過去的採訪提綱無人理睬，對此您怎麼看？
王旭明：新聞發言人及其所在部門要為記者提供各種服務，最重要的服務就是提供新聞服務。有的部門對記者管吃管喝，甚至私下塞錢，請一些人出國旅遊，但就是在發佈會上，不給記者提問的機會。殊不知，在新聞發佈會上，最後一個離席的應該是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就是接受記者採訪，不能只在發佈會現場照本宣科閱讀一下部門公文，然後藉故自己很忙就匆匆離開。
記者：很多官員在和媒體打交道的時候發生衝突，您怎麼看官員和媒體的關係？
王旭明：媒體不是敵人，不能整天防著記者；媒體更不是親人，整天和你吃喝不分；媒體也不是重要人，動不動向媒體彙報工作；媒體更不是你的下人，動不動就指手畫腳；還不能把媒體當成盲人、生人、閒人、官人以及友人。而很多新聞發言人和一些部門常常把媒體當成這樣的人，這是一種錯位。
記者：為什麼不能把記者當成朋友，有什麼說什麼呢？
王旭明：發言人和記者有著不同的倫理、道德和品性，因此，對媒體要像朋友一樣友情善待，但不能當成朋友一樣掏心窩子無所顧忌。我認為，在發言人的培訓過程中，要以此為突破口，構建政府和媒體之間的專業化、規範化的合作關係，促進中央所倡導的資訊透明和政務公開，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記者 桂 傑）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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