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關係從個別向集體化轉型
專家稱政府應調整完善勞動用工政策
10月16日，“集體勞動關係規制——問題與挑戰”研討會在山東煙臺召開。與會者透露，2010年，全國發生了300余起集體停工事件，主要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專家認為，這標誌著中國的勞動關係正在由個別勞動關係向集體勞動關係轉型，勞工政策亟待調整。
自發組織行動理性
勞動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分析，2010年的停工事件與以往相比，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從性質而言，這些行動的直接目標是要改善以工資為中心的勞工待遇，屬於勞資經濟糾紛。與以往相比，爭議的引發不僅僅是因為被侵權，而是要求增加新的利益，要求公正待遇。
其次，從工人集體行動的範圍來看，已經有了產業型、地區性和規模性的特徵。
再次，工人集體行動體現了法制理性。儘管皆為自發，但行動範圍局限在工作場所，沒有出現諸如上街、堵路、破壞公物、擾亂公共秩序等過激行為。
多數通過協商解決
據常凱介紹，絕大部分的停工事件，是以理性的態度通過集體談判解決的，大部分以工資增長20%至30%達成勞資協議。這得益於政府方面對於工人集體行動的性質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
2010年停工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推動了集體協商談判的進行。“正常情況下，停工是在談判破裂後進行，但我們是在停工後，才有了對等的談判。”常凱說。
勞工政策亟待轉型
與會專家認為，適應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政府的勞動用工政策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專家分析，勞動合同法對合同制度的規範，實質是對個別勞動關係的調整。而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勞動關係的調整才應該是中心和主線。因為，勞動者憑藉勞動合同，可以主張國家勞動標準範圍內的權利，卻無法據此提出新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勞動合同制度無法改變和調整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和利益格局。
集體勞動關係最基本的特徵是“對等性”，即勞動關係雙方以對等的身份和地位來處理勞資事務。“形成這種對等性的勞動關係的前提條件，是勞動者形成集體力量與資方談判。”常凱認為，在勞工政策轉型中，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工會組織和工人的關係。
但2010年發生的300余起停工事件中，沒有一起是工會組織的。不僅如此，有的停工事件還把“改組工會”作為直接目標。“這說明目前有的工會不能有效地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這樣的工會必須調整策略，克服行政化和老闆化。”常凱認為。
據介紹，民生問題和勞資關係問題已經成為“十二五”期間政府著力解決的問題。(記者 周芬棉)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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