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沒有百姓可承受的房價就沒有新城鎮化
“沒有百姓可承受的房價，就沒有新城鎮化”。在近日一場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指出，新城鎮化絕不應該走房地產化的道路，尤其是不能高房價化，而必須以“人”為核心，圍繞人生存、發展的需求而進行。袁喜祿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城鎮化被新一屆政府視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重要性空前提高。而與此同時，曾經把房地產開發當做城鎮化的舊有模式，正在遭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警告。
1949年，100個中國人中只有10個在城市裏生活，此後30年，在嚴格的城鄉二元管制下，這個數字緩慢增長到18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農民開始可以進入城市就業、生活，中國城鎮化率迅速攀升。到2012年，100個中國人中有52個在城市裏生活，已經非常接近世界平均水準。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雖然拔腿進了城，為城市的發展出汗出力，卻不能贏得市民的身份，他們的根仍被埋在鄉村之中，只能如候鳥般來去。
現在，是時候易弦更張了。事實上，傳統的道路也無法走下去了。袁喜祿說，世界形勢已然發生了變化，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破壞了舊有的平衡，中國不可能繼續靠向歐美輸出產品而繁榮，原來靠工業化拉動的城鎮化之路難以為繼。
袁喜祿警告了那些還看不到這一變化的地方政府——他們有的還在繼續打著城鎮化的旗號熱衷於招商引資、搞產業園區。不過，袁喜祿更擔心的是房價問題。他甚至認為，房價是除戶籍之外另一個橫亙在中國人進城路上的巨大障礙。“房價已經遠遠脫離了老百姓可承受的能力，這種高房價不僅制約了農民工進城的腳步，而且抑制了內需的潛力，引發社會矛盾。”
過去10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火爆異常。各地房價皆扶搖直上，衝上雲霄。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從中大賺其錢，卻讓全社會都陷入焦慮之中。儘管對於中國房地產是否陷入到泡沫之中仍有爭論，但是高昂的房價對於城鎮化的阻抑卻毋庸置疑。現在，人們非常害怕各地借“新城鎮化”之名繼續大肆建房、人為造城，將之“房地產化”。而這卻正是各地政府熱衷於“城鎮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土地經濟與不動產研究室主任李景國說，城鎮化需要房地產支撐，但僅有或單純靠房地產發展並不能推動城鎮化。“嚴防城鎮化淪為地方政府獲取土地財政的手段，防止以新型城鎮化的名義大規模圈地，禁止違背農民意願逼迫農民進城、上樓。”
這種擔心似乎已經為決策者所警覺。最新的消息稱，國務院“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初稿被要求重啟修改，其原因即是各地對初稿進行了“誤讀”，新瓶子裝舊酒，仍是項目之上、開發圈地、大搞房地產。
那麼，新城鎮化該做些社麼工作？袁喜祿的答案是定義性的：回歸到“城鎮化的本質”上去，讓人真正進城，用稀缺的土地資源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空間、創造條件，而不是僅僅為工業項目服務。唯有如此，才有“通過城鎮化來消化工業過剩產能，來支撐未來經濟的增長”的新城鎮化之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則強調，“非歧視性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和運作機制”的重要性。他說，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要向均等化方向演變。比如說現在有戶籍和無戶籍的人口，明顯沒有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這方面公共財政別無選擇，必須漸進地以一系列運作機制的改進，走向非歧視性的公共服務供給。“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我估計要先從難度比較小的區域開始，最後到大城市，最後完全取消歧視性的兩種戶籍制度。難度最大的‘北上廣’等城市恐怕要在最後的階段，在條件配套下才能實現。”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後凱表示，提高城鎮化品質的關鍵是推動市民化進程。“多年以來，我們的城市要勞動力不要人口，你在這就業勞動可以，但是市民化不可以。我們的城市還要土地不要人口。這種思路是不對的。缺少市民化，沒有對人自身發展的追求，是沒有品質、不健康的城鎮化。”
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制度比較教研室副主任向春玲剛剛完成一項關於城市社區的研究。她提出，新城鎮化要以社區作為基本平臺，培養新的市民，最終推動中國的城鎮化邁向新臺階。“新型城鎮化要求我們必須尊重城鄉居民的主體地位。加強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的建設，才能夠有效實行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在社區裏，公共事業怎麼做，就需要在社區居民委員會的領導下，讓更多的居民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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