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基層幹部反映，來自上級的理解、信任依然不夠，存在著“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的現象。基層幹部長期處在改革發展穩定的第一線、各類矛盾的風口浪尖，不能一齣問題就打他們的板子，認為全是他們的責任
4月20日，四川蘆山縣地震襲來。抗震救災爭分奪秒，基層幹部的身影處處閃動，救人、分發物資、安置災民……
然而，在平常，基層幹部儘管流了很多汗水、付出很多辛勞，仍時常會受到批評和指責，甚至遭遇信任危機。
走近他們才能看清他們，了解他們才能讀懂他們。堅守一線、勇挑重擔的廣大基層幹部，不僅其地位和作用應當給予充分肯定，而且社會各方面應當給予更多的理解、信任和關心。
多些信任，讓肯幹的更有幹勁
每天，當手機的“嘀嘀嘀”聲響起，龐學仁就想看看，是不是自己期待的短信。
他是貴州省金沙縣城關鎮外寨村黨支部書記，大學生村官。與龐學仁一樣，全國有100萬個基層黨組織書記、大學生村官從2010年1月起，每天都期待著一條來自全國基層黨建手機資訊系統的短信。龐學仁說，收到短信，心裏舒坦，因為“我們聽到了黨的聲音，感受到了組織的關懷和溫暖”。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出臺了不少創新舉措，關心關愛基層幹部。
記者在沂蒙山區採訪時，正趕上為期一年的山東省省直機關駐貧困村“第一書記”交接。“處長當村長，不能在短期內使落後的農村發生根本變化，卻能接受基層幹部群眾的教育，使自己的工作作風發生一個根本的轉變。”一位初來乍到的“第一書記”對未來的一年充滿期待。
剛從沂南縣馬牧池鄉常山莊村離任的“第一書記”彭子良 ，即將回到省委大院工作。他深有感觸地說，基層幹部最大的苦衷，就是千方百計想幹好工作，但時常會被社會輿論誤解。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長期關注基層幹部群體。他認為，對基層幹部的評價，必須客觀公正：一方面，絕大多數基層幹部兢兢業業，這是這支隊伍的主流；另一方面，“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越往“上”或越往“下”，感受越深、難度越大。
縣裏的幹部到黨校學習，總要請廳局的幹部吃飯，影響不好。可是，為什麼會形成這種風氣？無外乎一是要項目；二是彙報工作，希望與領導增進了解。許多要求是合理的，為什麼不打開正常渠道？於是，山東省組織部門安排各廳局主要負責人集中和學員見面，有要求當面提。同時，組織部長接受幹部約談，敞開“前門”堵“後門”，個人有什麼想法直接表達。不用請客吃飯就可以把事辦了，學習自然也就踏實了。
明明怕喝酒為什麼還要喝？明明知道酒喝多了對身體不好為什麼還要硬著頭皮喝？一些基層同志提出，對基層幹部隊伍存在的某些問題，除了加強教育，更要搞清楚現象背後的原因。他們呼籲，上級領導也要多想一想，自己是否盡到了應盡的責任，對於基層幹部是否給予了足夠的關心。
上級關愛信任，工作才有幹勁。在給基層幹部壓擔子的同時，社會必須予以更多的關愛和信任。
多些理解，讓多幹的少受委屈
基層幹部時刻面對群眾，處理的都是難事、急事、具體的事，還有一些是上級要求但群眾不一定願意的事。河南民權縣的一位基層幹部表示，“10萬基層幹部每天處理的事情有幾百萬件，只要其中1件沒處理好，便會引來輿論洶洶，認為是基層幹部這個群體不行，這顯然不公平”。山東蒙陰縣委書記朱開國也說：“聽說黨報專題調研採訪基層幹部，我們感到很溫暖。我們不要求一下子提高多少待遇，就是希望得到公正的評價。”
很多基層幹部表示，不能因為全國的基層幹部中出現了幾個“房叔”、“房姐”，就說基層幹部都是腐敗分子。貴州仁懷市委副書記黃澤越認為，基層幹部基數龐大，其中肯定有不好的，對此應該查明白、嚴懲處。但同時也要看到，社會輿論對基層幹部確實存在著諸多的誤讀和誤解。
辛鳴分析說，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很多事情會快速地傳播。人們關注負面新聞無可厚非。這是加強監督的必然要求，但有些負面印象顯然被放大了。
河南新鄉市委書記李慶貴認為，基層幹部承擔著大量繁重的任務，比如招商引資、計劃生育、信訪維穩、整臟治亂、安全生產……諸多敏感問題實行“一票否決”，但同時，基層幹部可以用來服務群眾的手段和資源十分有限。各方面應該看到這個事實，而不應把板子都打在基層幹部這個群體身上。
不少基層幹部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基層幹部隊伍確如某些媒體所描述的那樣，那麼，我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多些傾斜，讓苦幹的不再苦熬
李洪彥，貴州省金沙縣板橋村村委會主任，村民眼裏“見過大世面”的能人。兩年前，應廣大村民所邀，他辭去了貴陽市一家大型外資超市的管理崗位回村任職，月收入從7000多元直降到1000多元，一下子就覺得口袋癟了。
事實上，李洪彥的條件還算比較好的。因為板橋村是當地遠近羨慕的富裕村。記者詢問了貴州、河南和山東三省的20多位村支部書記，報酬多在1000元左右，或稍低些。
2009年是村幹部收入的分水嶺。這一年，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關於加強村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的意見》，要求村幹部“收入有保障”、“幹好有希望”、“退後有所養”。他們的工資收入提了一大截。此前，村幹部的月收入普遍在500元以下，“辛苦一月，不如搬磚三天”。
山東沂南縣後峪子村梁兆利，幹了42年的老支書，榮譽獎狀擺滿屋，上世紀80年代初是村裏的“萬元戶”。村民劉書香說，“老支書家現在在村裏算條件差的了”。直爽的梁兆利卻說，對收入已經很滿意。他說，當初要是衝著錢，也不會當這個村支書。
在山東、河南等省，目前鄉鎮幹部月工資一般在2000元左右。在少數地方，存在著給基層幹部“打白條”、記“檔案工資”等現象。幹部對此意見很大。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研究員彭勁松認為，對基層幹部的待遇，既要講思想覺悟，也要講利益驅動，最重要的是要把已有的各項政策落實到位。
在貴州，仁懷市委組織部部長遊海燕介紹，該市正在調研，擬讓鄉鎮幹部的工資較縣直機關幹部工資上浮20%。中央強調向基層傾斜，此舉是具體的落實舉措，體現了對基層的關心和支援。然而，當前更有緊迫感的應是，在績效考核管理上下功夫，讓苦幹的不苦熬，讓幹得好的收入高，拉開收入差距，消除“幹好幹壞一個樣”的現象。不少基層幹部強調，鄉鎮層面能採取的獎懲手段極為有限，“必須要上面拿政策”。
走進山東省章丘市白雲湖鎮蘇瑪村，但見街道平坦整潔，新居錯落有致，社區廣場上孩童們嬉戲追逐，村“兩委”活動室裏不時傳來歡聲笑語。
43歲的袁世忠，是蘇瑪村的支部書記。村子從落後破敗到幸福和諧，村民們念著他的好。他也收穫了諸多榮譽，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在2009年濟南市組織的考錄村黨支部書記中，他成了一名公務員。
面向村級主要幹部或鄉鎮事業單位考錄公務員，一段時間以來都是“此路不通”。但近幾年，國家層面放寬了政策限制，各地多有推行，反響很好。貴州省加大力度，面向村主要幹部公開選拔領導幹部、招考公務員和選聘事業單位幹部。山東省2011年鄉鎮黨委換屆，38名大學生村官和26名優秀村主要幹部進入了鄉鎮領導班子。
隨著身份制約的突破，上升通道的打通，農村基層幹部的心氣兒理順了，活力也煥發了。
定向招考規模，要找準“平衡點”：多了不行，公眾擔心“蘿蔔招聘”，各方尤其是高校畢業生會認為擠佔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少了也不行，基層幹部不解渴，鄉鎮事業單位幹部和村主要幹部，這個龐大的群體需求旺盛。
記者採訪到的20多位鄉鎮黨政正職，幾乎人人都說到鄉鎮事業單位幹部的出路問題，希望進一步加大定向招考力度。貴州省委組織部黨員教育中心主任吳剛平表示，目前，鄉鎮相當部分崗位是事業編制幹部在擔綱，但“事業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直接轉為公務員。不論是待遇還是晉陞通道，都卡得很死。
有鄉鎮黨委書記表示，鼓勵人才到基層，應在用人政策、激勵保障上設計配套措施。否則，就只能是目前的窘狀：大學生從到鄉鎮那天起就想著要考走，大部分兩年內“鍍了金”也就考走了。“鄉鎮需要的是能踏踏實實幹活的幹部，而不是‘飛鴿’牌幹部。”山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劉永巨說，上面的幹部願意下來，下面的幹部能夠上去。這兩方面都能夠有較大的流動空間，才能讓幹部隊伍充滿活力。
多些培訓，讓幹部嘗到學習甜頭
孕育了“紅嫂”精神的山東臨沂，近年來著力打造群眾觀教育基地。在蒙陰縣孟良崮戰役紀念館，記者看到，不少前來參觀的幹部為我黨我軍歷史上的幹群魚水深情而淚濕眼眶。
近年來，全國的幹部教育培訓力度有所加大、品質有所提升，培訓對象向普通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轉移，資源配置向基層沉澱。然而，隨著基層利益關係變動的日益頻繁，就業、社保等民生問題引發的衝突和因徵地拆遷、涉法涉訴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增多之勢……這些都對基層幹部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許多基層幹部認為，培訓“轉移”的速度和“沉澱”的力度依然不夠，自己參與學習培訓的機會還是太少。
基層幹部尤其是鄉鎮幹部普遍希望多一些充電學習的機會，但不論相對發達還是較為落後地區，都存在三個矛盾：一是基層事多人少，崗位離不開；二是培訓經費不足；三是縣級培訓機構的水準有限。
“很多基層幹部希望到市裏、省裏參加培訓，但這並不現實，因為經費和資源都有限制。”貴州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潘榮認為，這個限制，靠地方尤其是欠發達地區自身是難以解決的。
專家建議，應更多立足於提升現有基層培訓機構的層次、水準，鼓勵鄉鎮基層開展形式多樣的自學、幫學活動。“其實，按需自學是最有效的學習，但如果基層幹部嘗不到‘學習的甜頭’和‘不學的苦頭’，就很難調動其積極性。”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說。
多一分理解與信任，就多一分定力與動力。在基層，建設一支政治堅定、能力過硬、作風優良、奮發有為的執政骨幹隊伍，這個任務重大、艱巨、緊迫。(杜飛進 溫紅彥 張毅 朱思雄 盛若蔚 董洪亮 倪光輝 姜潔 李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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