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6日淩晨，河南欒川縣人民醫院，醫務人員提著裝有捐獻者胡小現器官的冷藏箱走出手術室。張曉理 攝
“人為干預”器官分配引發利益之惑
2/3器官未進入衛生部的系統分配，地方紅會佔有器官捐獻資源，被指向移植醫院認捐，未公開款項
器官資源在中國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成為各方爭奪對象。地方紅會作為器官捐獻的第三方機構掌握捐獻者資源，移植醫院希望從紅會獲取這項資源，紅會以此要求醫院捐款，對捐獻者進行救助。醫院認為地方紅會對捐款賬目沒有做到公開，有為自己牟利之嫌。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器官分配與共用系統，這一電腦分配系統，沒有被強制使用有關，使得器官資源在系統外流動。
今年5月，姚林決定將與深圳紅會之間的糾葛擺上桌面。
姚林是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以下簡稱OPO）的工作人員。在他下定決心說出這件事時，這家醫院與深圳紅會在器官捐獻方面的合作，已進入“霜凍期”。
已經幾個月，姚林沒有從深圳紅會那兒，得到潛在的器官捐獻者資訊。按照雙方約定，以往，深圳紅會的器官捐獻協調員發現器官捐獻者瀕於腦死亡狀態，便會第一時間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資訊，可能和我們醫院不捐款有關。”姚林說，深圳紅會憑藉所掌握的潛在捐獻者資訊，要求醫院捐款。
但讓姚林不滿意的是，“這筆捐款用途的明細，深圳紅會從未公開過。”
中國試點人體器官捐獻已3年有餘。如今，捐獻率不足百萬分之一，捐獻器官是一種稀缺資源。
王海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主任，中國器官分配與共用系統總設計師。他關注著社會各方力量對器官資源的爭奪。
5月11日，在深圳召開的首屆中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培訓會議上，他說，一旦有潛在供體（即器官捐贈者）之爭，就會令器官這種挽救生命的稀缺資源待價而沽。還有專家認為一旦有了掌控資源的權力，就會產生權力尋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貴
每年1/30的病人能獲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臟的移植費在一些地方約四五十萬元
深圳最早開展了器官捐獻試點。高敏現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獻有關。她是深圳紅會聘請的器官協調員，平日會去醫院宣傳器官捐獻，並和潛在捐贈者家屬商談相關捐贈事宜，包括經濟救助。
高敏的活動能力很強。她的筆電裏，有各地醫院的電話。在深圳，或廣東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腦外傷或腦出血，且願意捐獻器官的，很多醫院的醫生會第一時間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醫院的OPO趕來對病人做死亡評估，然後獲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紅會，有器官協調員3名，他們掌握著廣東大量的潛在供體資訊。
這些資訊在中國成為一項極為稀缺的資源。目前，每年約有3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僅有約1萬人，可以獲得器官並接受移植手術。
一起移植手術，醫院會收取高昂的費用。
去年，廣州中山一院一名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告訴記者，他的整個醫療費用為100多萬。各地的移植費用不盡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費用為十幾萬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萬元。
很多醫院的OPO非常希望從深圳紅會處，得到潛在供體資訊。這些醫院都有器官移植資質，都有很多病人來做器官移植手術。他們率先獲得器官後，就有機會給本院使用。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以腎移植為例，每一個腎源有幾百人在輪候。哪家醫院的OPO能得到捐贈資訊，就可以優先在本院輪候的病人裏消化掉。
高敏獲得捐贈資訊後，一般會第一時間通知廣州中山一院的OPO。不過高敏坦言，選擇將捐贈資訊給哪家OPO，有合作習慣問題，但主要取決於“深圳紅會和廣東省紅會的決定”。
深圳紅會另一位器官捐獻協調員植瑞能也表示，在他開展工作的寶安區和光明城，如果發現潛在捐獻案例，會通知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OPO，“這是紅會領導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萬？
廣州一醫院工作人員表示，深圳紅會提供捐獻者資訊有價格標準，且用途不公開；深圳紅會否認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獻”的深圳紅十字會，就與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開始合作。姚林回憶，當時，幾乎沒有醫院願意使用人死後捐獻出來的器官，因為擔心“品質不好”，而自己所在的醫院，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開始跟深圳紅會合作。
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OPO與深圳紅會的合作關係可能會中斷。該院一名人士說，與他們醫院合作的器官協調員，轉告了深圳紅會的意思，以後可能不會提供捐贈者資訊了。
而在5月11日，該院OPO的主任霍楓教授還在公開場合表示，他們計劃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紅十字會捐贈款項，用於器官捐獻者身後貧困家庭的救助。
該醫院內部人士告訴記者，深圳紅會要求醫院捐錢的理由是，要建立人體器官捐獻人道救助基金。
在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地區，90%捐獻者的家庭面臨生活困難問題。捐獻者在生病治療過程中一般會產生大筆醫療費用，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承受起來都比較困難，甚至因病致貧。
深圳紅會副會長趙麗珍曾告訴記者，他們2004年設立了一個針對住院貧困人群的醫療救助專項資金，目前主要是從這部分資金裏拿出一部分，用於器官捐獻的醫療救助。
廣州一家移植醫院的OPO工作人員表示，深圳紅會對於提供的捐獻案例資訊，有具體的價格標準，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獲取的捐獻為10萬元。“但這筆錢具體怎麼用，社會並不知情。”
深圳紅會的兩名器官協調員對記者說，他們會跟家屬說明，捐獻者身後喪葬費等人道救助資金不超過2萬元。很多捐獻者生前的醫療欠費，紅會尚無專項救助基金，只能通過媒體呼籲好心人捐助。
由於救助資金使用不透明，醫學界一些人士認為，紅會持潛在供體（捐獻者）資源，人為干預捐獻器官流向，並有為自己牟利之嫌。
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紅會是否牟利，但紅會應公佈這筆款項用途的明細。
昨天下午，深圳紅會副會長趙麗珍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要求醫院捐贈的數額，每一例情況都不相同，沒有平均捐款10萬的說法。她沒有向記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體數字。但她表示對於捐獻者的醫療（欠費）救助，主要依靠移植醫院的捐款。
她說受益最大的是移植醫院，醫院應該從患者的手術費等費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潤，來支付捐獻者的醫療欠費，她說合作的醫院捐款不及時，“我們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經費暫時填補”。
對於捐款並不公開的質疑，趙麗珍表示，對捐款的醫院，紅會會定期為其列一個表格，包括協調捐獻了多少案例，每個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經費等等。
但趙麗珍認為，上述捐款的具體收支情況，包括工作經費，沒必要對社會公眾公開。
對於趙麗珍的說法，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姚林說，醫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紅會對捐款具體用途的報告。他認為，若捐款用於器官捐獻者的救助，使用明細應該做到公開可查詢。
“收了捐款沒人做事”
南京紅會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積極宣傳器官捐獻；南京紅會表示捐贈者少由社會環境而定
江蘇也存在地方紅會讓醫院認捐。業內一名醫生說，一例器官捐獻成功，接受器官移植醫院會向地方紅會捐贈5萬元左右，作為捐獻者身後的人道救助資金。
但有醫生表示江蘇情況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醫院自己去發現潛在供體，家屬明確有捐贈意願後，再通知紅會來簽署知情同意書等。
“醫院自己做不了捐獻，必須有紅會做第三方見證和監督。”江蘇省人民醫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醫生邵文雨說，這是國家規定的。
邵文雨說，中國在建立器官捐獻體系時，引入紅會作第三方機構，是為了杜絕器官捐獻淪為交易，所以讓紅會承擔器官捐獻登記和見證等職能。
邵文雨認可紅會收取捐贈款，但他不認可的是，紅會拿了捐款，卻幾乎沒做事。“從沒在居民區或鬧市區，看到江蘇紅會的工作人員宣傳器官捐獻”。
八一醫院肝病中心肝移植醫生陸雷也有同感。不過他也表示這和機制有關。據他介紹，試點三年半，南京市紅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辦公室僅有一個人，還不是全職；曾經來過一個大學生，因為不可能有編制，已經離開。
[ 責任編輯：吳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