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是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括性的、方向性的論述。這是改變中國面貌的又一個重要關鍵節點。新,表明瞭全面深化改革的視野和路徑,也表明著中國的未來。
舉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于12日下午在北京閉幕。為期4天的全會聽取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公報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等十五個方面論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徑,用“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等“三個解放”表明瞭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全會公報既承繼了35年來改革開放的歷史邏輯,又不乏新的視角和立意。
新,首先體現在改革總目標的設置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提出了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作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時間表。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的是制度的現代化。這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第一次設立的宏大目標。十一屆三中全會,掀起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改革,在最短時間內成功解決了世界最廣大人口的溫飽問題;十四屆三中全會,將農村改革引入到了城市,深化並豐富了改革的範圍和內涵,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打下了基礎。但相對而言,遵循的是重點領域先行突破的改革思路。十八屆三中全會,既在改革廣度上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治理和生態文明五大層面,而且深入到了制度肌理當中。時間表的設置,也從“小康”的民生導向,推進到了兼顧民生和制度導向。這實際上是執政黨作出的新承諾。
新,還體現在了對市場角色的全新定位。公報中,特別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此前的表述,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兩字之差,區分出來的是對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新定位。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表述,更加強調市場作為資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其中隱含的強調信號是,政府應該習慣於做市場仲裁者的地位,習慣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擔當主要供應者的作用,為民生托底。除非市場失靈,政府理應管住“閒不住的手”。
在公報中,對此多有論述。比如,“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等,指向的都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這對於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作了最權威的詮釋。
新,還新在對法治的高度強調。在建設什麼樣的政府上,公報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方向;在如何建設法治中國的問題上,公報提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作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操作路徑。
建立服務型政府,事實上早在實踐探索當中。近期,註冊資本登記制度的改革,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的先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啟動,已經描繪出了一幅行政職能轉變的新畫卷,而核心上向社會讓渡可以放手的權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治理的合力。而公報中對司法體制改革使用的“依法、獨立、公正”三個詞,也預示了法治建設的現代化,有望取得新的突破。
新,還新在教育、就業創業、社會保障、醫藥衛生等民生領域改革的態度。公報將這些領域的改革,描述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三個“最”,既表明瞭對民生問題的持續關注,也體現出了改革的創新。比如,在教育領域的改革,使用了“綜合改革”的字眼,這實際上拓展了教育改革的範疇。可以展望,這不僅意味著基礎教育、義務教育要強化履行政府的法定義務,還意味著技能教育、高校教育將向更加注重教育規律,注重創新的模式轉變。
新,還新在對於城鄉二元結構弊端的坦率表述。公報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因此,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城鄉一體”,表明的是推動城市和農村發展權利、發展機遇將更加注重平等性,“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表明的是對土地制度改革的積極探索。目前,農村集體土地、林地使用權是農民財產的主要來源,如何加快土地確權進程,用土地流轉或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幫助農民財產增值,不僅涉及到廣大農民福祉的保障,實際上也涉及到潛在的龐大市場能否開發出來的問題。如果農民群體成為市場的新生主力軍,那麼不僅全國龐大的產能有望消化,而且宏觀經濟可以形成內生性發展的良性迴圈,而不必過多依賴出口型經濟和投資型經濟,這既對於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找到經濟增長的可靠支撐點起著關鍵作用,也對讓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起著關鍵作用。讓農民群體加入到市場中來,是最好的城鄉平權的實現方式。
新,還新在提出了“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公報指出,“通過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為處理好央地關係,提高科學調控水準指出了路徑。現實中,一方面,由於預算管理尚不夠科學化專業化,因此,善用公共財政的水準,還有待提高。預算管理的粗放,既導致了突擊花錢、搞形象工程等現象的屢生不止,也成為滋生需要改進的八項作風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隨著公共財政向民生項目的支出比重越來越大,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趨於緊張。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徵收“過頭稅”、“過頭費”的亂象。那些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對樓市調控的態度也較為游離。這導致央地兩方面在宏觀調控的步調上,並非總能保持一致。因此,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一方面必須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必須完善稅收制度。除了加大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的力度外,培養地方長期穩定的稅種,改變對於土地財政的依賴,尤其重要。只有建立起更科學的央地稅收制度,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統一才有可能,地方政府的施政慣性從注重短平快高向注重長效績效轉變,才有基礎。可以說,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抓住了央地關係的關鍵。
新,還新在對建立生態文明制度的空前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集中體現了當前發展模式中的主 要矛盾。一方面,是GDP數據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大氣、江河海洋、土壤土質的大面積惡化。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不僅GDP增長的成果都將被吞噬,而且將影響到當下和未來公眾的基本生存權。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既意味著對此前就已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的繼承,也意味著一系列新的制度優化的開始。
事實上,從今年6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已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再也不能以GDP論英雄”。新的制度優化的核心,就是改進現行幹部政績考核體系。此外,具有最大產能的國有企業,也需要在建設生態文明制度中起到帶頭作用。不止一次事例表明,一些國有企業,在貢獻著最多GDP的同時,也成為污染的最大貢獻者。而由於行政級別的限制,由於地方對GDP和財稅、就業的渴求,對於顯見的污染無法監管治理。因此,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還要求對於國企改革的內容,實現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建立現代生態文明理念的雙重推進,以此帶動全社會加入到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進程中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是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括性的、方向性的論述。相關的配套改革具體措施,將在今後陸續推出。不過,行政體制、財稅、民生、農村土地、金融、樓市、環境、司法、社會治理、國家安全等諸多方面的改革輪廓已經得以清晰描繪。這是改變中國面貌的又一個重要關鍵節點。新,表明瞭全面深化改革的視野和路徑,也表明著中國的未來。
徐立凡(北京 學者)
[ 責任編輯:張曉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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