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人物
高勇
生於1931年。1952年4月進入團中央工作，擔任團中央組織部秘書科幹事。1959年3月，他調任胡耀邦的機要秘書，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勇被打為反革命。其後，高勇先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團中央任職。1983年，他調任邯鄲市市委副書記。1985年，他回京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秘書長，兼任中央文獻研究室機關黨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社長。1991年，高勇離休。
近日，高勇的新書《我給胡耀邦當秘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九章，共計27萬字。在這本書中，高勇回顧了胡耀邦任職團中央書記之後的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歷史記憶。據高勇介紹，書中涉及事件多為他親身經歷。
2月26日，新京報記者專訪高勇，獨家揭秘這本書的幕後故事，以及他與胡耀邦交往的歷史細節。
85歲的高勇穿著深藍色西服外套，白襯衣紮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褲裏，看起來並無八旬老人常有的頹態。
高勇家中，電視上方的隔斷上，頂層擺著兩個印有胡耀邦頭像的陶瓷紀念品，往下一層是胡耀邦的銅像。櫃子右手邊的墻上，挂著胡耀邦為他題寫的一幅字，“孜孜不倦”。
這位個頭不高的老人，談話間率真坦誠，知無不言，頗有些開明官員的風範。在胡耀邦擔任團中央書記期間，他給胡耀邦當了5年多的秘書。
那段日子裏，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強衚同的四合院裏，日夜工作，朝夕相處。這些記憶，也在日後匯整合冊。
“我這本書沒有內幕消息”
新京報：你的新書《我給胡耀邦當秘書》近日出版了，這本書你寫了多久？
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離休以後，先是在一個協會工作，有很多雜七雜八的事兒，靜不下心。從那邊退下來後，寫了一年，又改了半年。
新京報：書稿的材料來源是哪兒？
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時很多資料都散失了。這本書主要寫的是我經歷過的一些事情。團中央有很多內部資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寫得準確。
新京報：胡耀邦的家人對這本書有什麼評價。
高勇：這本書他們還沒看到。我這本書寫的事情不是很驚人的，也沒有內幕消息。但是我寫的時候就說，一定要真實。
“去年是紀念耀邦的最高規格”
新京報：去年胡耀邦百年誕辰，你是否參加了紀念活動？
高勇：我在北京參加了中央舉行的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對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印象很深。他對胡耀邦的評價很高，還用了幾個新詞，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彪炳史冊等等。這次對胡耀邦的紀念是最高規格，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座談會並講話，胡耀邦文選也出版了。
新京報：你還參加別的活動了嗎？
高勇：當時他們問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說不去了。胡耀邦誕辰90週年的時候我都去了。現在年齡太大了，老伴身體也不好，就不去了。
新京報：最後一次見到胡耀邦是什麼樣的情景？
高勇：最後是在醫院，當時他在睡覺，我沒和他說話。耀邦退下來之後我去看過他一次，那段時間他在思考問題，在看自己過去的文章有什麼錯，基本上不接見人。
新京報：當時見他感覺他有什麼變化嗎？
高勇：外表上沒太大變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樣談笑風生了。面容看起來憔悴一些，很疲憊。
新京報：胡耀邦的骨灰沒有放在八寶山，為什麼？
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見，她在治喪期間曾經跟我們說，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
新京報：共青城安放骨灰時，你是一起護送的。
高勇：當時從西郊機場出發，李昭他們和喬石（時任中紀委書記）照了個相之後就上飛機了。陪同的有溫家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德中（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提前安排時有個小故事，從江西九江機場到共青城還有幾十公里的路程，當時江西只有一輛紅旗車，而且經常拋錨，不保險。江西省委想用一輛賓士車運送，但我們和家屬都覺得不合適。因為耀邦生前不坐進口車，只坐紅旗車。如果到最後安葬的時候給他換個賓士車，就違背了他的意願。後來中辦從湖北借了一輛紅旗車送了過去。
“他的家庭抓不出腐敗分子來”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大家對胡耀邦的評價？
高勇：只要為群眾做了好事，群眾是不會忘記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是知識界、理論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錯案讓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當時那麼抓，是不會平反那麼多人的。
為什麼那麼多人懷念他？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包括後來他去世時，我在他家協助接待群眾弔唁，青海有一個村民自己走不動了，就派女兒到胡耀邦靈堂去磕個頭。群眾就是這樣的感情。現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們到他家裏去，經常在客廳裏呆著，就突然來幾個人，到他那兒磕一個頭就走了。
新京報：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個人的情況有關係嗎？
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敗分子來，沒人辦什麼公司。而且他這個人接觸群眾相當多，耀邦到哪兒就一頭扎進群眾裏去，都是跟大家講怎麼富起來的事情。所以人們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口碑很好。
“他每天睡得比我們晚，不是看書就是看材料”
新京報：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書。你們之間是如何相處的？
高勇：我們當時就住在富強衚同6號。那個四合院是三進四合院，我們住在第二進院子裏。耀邦的辦公室和會客廳在中間的三間房。東邊的跨房是臥室和衛生間，西邊的跨房是書房。我住的是院裏的東廂房，劉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書）在西廂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親和岳母、胡德平他們也住前院。當時德平他們都上學了。平時不在家，禮拜天回來。
我們平時都住在四合院裏邊的辦公室。耀邦開團中央書記處會議也是在客廳裏開。我住的房間有三部電話，一步都離不開。耀邦的辦公室沒有電話，他不直接接電話。三部電話包括一個普通電話，一個保密電話和一個軍用電話。所謂紅機子就是保密電話，另外兩個是黑機子。軍用電話很少用到，除非部隊上有人給他打電話。普通電話就多了，機關各個部門都打。保密機有專用線路，只有保密機才能撥通。
新京報：工作之外的時間，你們會一起打牌嗎？
高勇：我不會打牌。他想打牌的時候會說，你把誰誰誰叫來打牌。打牌也是幾夥人，都不一樣。我曾經跟他一起去順義、密雲等遠郊區打兔子，晚上開個吉普車去打兔子，凍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拿個獵槍。汽車燈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兒不動，他瞄準了就打。
生活上一般我們不在一起吃飯，耀邦吃飯一般都是警衛員李漢平給他端到辦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飯很快，不管別人。包括請客的時候，他吃完就走了。
新京報：他工作上有什麼特點？
高勇：每天都比我們睡得晚，都是說你們睡去吧。他不是看書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點之後睡覺。
“沒有受到過優待，自己的事兒從來不找他”
新京報：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你們保持什麼樣的交往？
高勇：我們經常晚上7點以後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幾句。他願意跟老熟人談話，會讓大家反映社會上有什麼情況。我們沒想過沾他什麼光，因為他自己很討厭這個東西。
新京報：作為他的秘書，你是否得到過優待？
高勇：沒有。我自己的事兒從來不找耀邦。我父親也是老八路，後來從部隊轉業。我父親從大躍進開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後，李昭才知道我這個情況，她說你爸爸在那挨整那麼多年，你怎麼不跟耀邦說一下？我說我自己家的事兒，不好跟他說。
“胡耀邦誕辰百年， 我看書稿三百多萬字”
新京報：你現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著什麼樣的聯繫？
高勇：現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兒）有時給我打個電話，我們倆保持聯繫。李昭已經94歲多了，身體還可以，但是思維不行，不大認識人了。以前會想半天說你是老高吧，現在不行了，連我都不認識了。
新京報：作為胡耀邦身邊的秘書，你和其他類似身份的老人聯繫多嗎？
高勇：耀邦身邊有幾個秘書還在世。我們幾個也見不著面，都走不動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會約一下去看看。
新京報：平時都忙些什麼？
高勇：這兩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週年誕辰的事情，光看書稿就看了三百多萬字。比如我剛才說的，胡耀邦文選的編輯工作。
新京報：你現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關。
高勇：是的，這兩年特別忙，還接受了一些採訪。有找我要相關材料的，有讓我提供老照片的，還有人寫相關文章給我看的，這些挺多的。
新京報：你現在每天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高勇：我現在不看新聞，只看天氣預報。每天上午買菜做飯，下午在電腦上看看郵件，晚上一般看戲，看完天氣預報就開始看戲。
[責任編輯：郭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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