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賀優琳。新京報資料圖片/韓萌 攝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2016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在中國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全面二孩時代到來。
輿論認為，這一政策最終落地與多年來民間和學界的推動有關。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就是其中一員。
自2011年開始，賀優琳連續五年在議案中提出全面放開二孩。“全面放開二孩，越晚越被動。”為了表達自己急迫的呼籲，他在去年議案的標題中特意加上“強烈”兩字。
近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賀優琳說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著責任和擔當，“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對話人物
賀優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自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在議案中呼籲全面放開二孩。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說：“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麼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說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談“五提放開二孩”
“開始呼籲時，有人說是和國策唱反調”
新京報：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佈放開全面二孩。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賀優琳：那天晚上在新聞聯播之前，我就打開電視開始等待。結果確實放開了，我很開心很激動。那幾天，很多媒體和家庭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
新京報：最初關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機是什麼？與你的工作背景有關係嗎？
賀優琳：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感覺到小學在萎縮，並校的情況屢有發生，還出現了大量剩餘的學位。我意識到，這是人口政策出現問題了。
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齡化非常嚴重，年輕人贍養老人的壓力也非常大。此外，還有失獨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我迫切地感覺必須要放開二孩。
新京報：在調研人口問題的過程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細節？
賀優琳：各地都出現了用工荒的問題。一些企業主害怕放假和過年，他們不知道假期後有多少工人年後還會回來。企業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訂單，怕人手不夠不能準時完工，要違約賠錢。
我調研發現，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待遇低，而是因為適齡的青年人在減少。以前，在廣東有大量求職者，求職的人在廠門口排長隊。而現在，各個路口都有“招工”的廣告。
新京報：什麼時候開始呼籲的？
賀優琳：我在2010年就開始口頭呼籲，從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提議案呼籲全面放開二孩。即使在放開單獨二孩後，我依然是不滿意的，這個決策太謹慎了。
新京報：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壓力？
賀優琳：民間對我的呼籲還是比較支援的。但是一開始，我還是感覺到來自一些部門的壓力。比如2011年剛開始呼籲的時候，有些人說是和國策唱反調。
新京報：計生部門是否與你有過溝通？你對他們的回復是否滿意？
賀優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國家的計生部門都有溝通，國家衛計委有關司局領導也和我進行了直接溝通說明。
但是五年來，計生部門每一次就議案給我的反饋，我都寫的是“不滿意”。比如單獨二孩放開後，衛計委和我聯繫說他們還在調研情況，不排除全面放開二孩的可能。我當時覺得政策走得太慢了。
談今年議案
延長二孩產假 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新京報：全面二孩政策已經落地，你認為下一步該做什麼了？
賀優琳：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當晚，我確實很高興。但後來看了媒體做的民意調查，我又有點失望。有相當部分的群體對這個政策的反應不熱烈，很多有意願生孩子的女性已經年過40，而80後和90後對此反應比較冷淡。
因為養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大家寧可不生二孩。以我所在的中山為例，這是一個三線城市，但上個幼兒園一個月都要2000元左右，如果有兩個孩子，就是4000元。這還僅僅只是學費，還有生活、醫療、教育培訓等其他各種費用。
新京報：所以你建議呢？
賀優琳：我去年就提出，國家應採取優惠獎勵的措施來鼓勵生二孩，否則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會遇冷。我建議二孩產假要比一孩產假延長1到2個月。
新京報：今年你還會提和人口相關的議案嗎？
賀優琳：會的。我的議案中提了幾個建議，包括延長產假、採取鼓勵和獎勵的政策等。我還單獨為學前教育提了一個議案，呼籲學前教育以公辦為主體，少量高端的民辦學前教育來輔助。
此外，我呼籲創造條件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0-3歲是一個人大腦開發的最佳時期，3-6歲是接受能力最強的時候，而我們恰恰嚴重忽略了這六年。
回看當年，我們的GDP總量不到10萬億，卻能做出九年義務免費教育的決策。如今的GDP總量67.7萬億，多做三年義務教育不行嗎？關鍵是政府要有擔當和長遠考慮。
談代表履職
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亂放炮”
新京報：有時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沒能獲得滿意的回復，或沒有推動改革。你怎麼看？
賀優琳：截至去年的全國兩會，在履職的8年間我提了80個議案。我對於其中1/3是很滿意的，比如全面放開二孩、異地高考等。但也有1/3是不滿意的，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分配體系等。
但不能因為沒有一個滿意的答覆就泄氣。我不會放棄，會繼續提出。我們是人大代表，這是一種擔當和責任。特別是對不滿意的回復，更要和有關部門據理力爭。我曾經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員在電話裏爭吵過，甚至氣得挂過電話。
新京報：人大代表的身份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賀優琳：人大代表這個身份沒有任何可炫耀的，這是一份責任。我們不僅是兩會開會時的代表，更是全天候的代表，人大代表的責任要在平時體現。
這八年來的閉會期間，我保持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關注所有的新聞熱點和焦點問題。平日裏嘴要勤，多問；腿要勤，多走基層。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說：“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麼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說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責任編輯：郭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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