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錢其琛參與香港回歸歷程：與末代港督彭定康交手放出重話
面對終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錢其琛之後在書中寫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乾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錢其琛擔任外長期間，不僅參與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最關鍵歷程，更通過高超嫺熟的外交談判手腕，在中英雙方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交鋒中，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原則。據理力爭又臨危不亂，這是錢其琛在中英較量中給後人留下的印象。
在錢其琛所著的回憶錄《外交十記》中，他曾滿懷深情地記述道：“香港回歸是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代中國人曾為之英勇奮鬥。回歸歷程漫長，作為這一代人，我能夠親眼見證回歸，已深感幸運，又有機會親身參與回歸歷程，更是感到無比榮幸。”
錢其琛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階段中，前後與五任英國外相打過交道。不過無論面對哪位談判對手，他總能維護好中方的原則。1988年他開始直接參與香港問題磋商，當時中英的“蜜月期”尚未結束，孰料次年中英關係風雲突變，時任英國外相的傑弗裏單方面推遲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又給時任中國副總理吳學謙寫信，妄言香港信心嚴重受挫，並企圖對此前雙方的磋商共識“翻案”，公然質疑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問題，甚至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布時間。
面對突如其來的外交風雲變化，錢其琛沒有客氣，直接批駁英方關於香港信心的說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舉措，打擊了港人的信心，“關於香港政制問題，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單方面的改變。”此後約翰·梅傑接替傑弗裏擔任外相，又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錢其琛再一次亮明底線，“政制改革必須與以後頒布的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主張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須循序漸進。”
從1989年底到1995年中， 錢其琛與時任英國外相赫德展開了中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交鋒。這一時期，中英圍繞香港政制問題的爭執也最為激烈。“我們交換信件、正式互訪以及在國際會議場合會晤、頻繁接觸、反覆磋商，就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複雜繁多，而且雙方就一些問題爭執不下，再加上有一個緊迫的時間表。這種情況，在我與其他國家的外長交往中是很少有過的，”錢其琛如是說。
本來基本法的有關內容，就是按照行政主導和香港民主制發展循序漸進兩條原則擬定。但1989年後英方改變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企圖搞“代議政制改革”，影響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的安排。
在有關立法局直選議員比例的交鋒中，錢其琛前後與赫德在一個月內交換過七封密信，這也是中英達成的唯一書面協議。不過，令錢其琛所沒有想到是，這些後來被雙方公開的外交文件竟被英方所毀棄。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後，拋出一個與中方對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進而演變成中英之間公開而嚴重的較量。在與彭定康的直接交鋒中，錢其琛絕不妥協，指出彭定康的方案是“對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戰”，今後的問題在於雙方是“繼續合作”，還是“分道揚鑣，另起爐灶”。據他回憶，“這些話說得很重，在過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談判中，我們還從未使用過這種語言。”
自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錢其琛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主任，而從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屢屢揭穿英方破壞香港回歸前後政制銜接的企圖，1996年3月，為了順利回歸，香港特區籌委會正式決定成立特區臨時立法會。
回顧往事， 錢其琛給出了冷靜的分析，“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引發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錢其琛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盛典。面對終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錢其琛之後在書中寫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乾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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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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