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大型青年調查顯示：80後更多獲得感 90後更有幸福感

製圖：周易

　　對於我們當代中國人來說，過去的40年是一段值得特別紀念、值得向後人講述的時光。祖國發展日新月異，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出生、成長在這個時代的中國青年，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親歷者、創造者。當此之際，中國青年報社聯合“志願中國”和共青團中央官微進行“改革開放40年”大型青年調查，旨在記錄全國青年對這段歷史進程的豐富感受。

　　為了從青年這個視角，更具體、真實地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本次調查將青年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作為重點評估對象。結果顯示，受訪青年為自己的“三感”都打了7.5分以上（滿分為10分）。他們確認，自己是改革開放的充分受益者。

　　分析不同年齡段群體對“三感”的評分，我們可以看出，90後是“更幸福的一代”，而80後則成為“獲得的一代”。

　　青年為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分別打了7.5分以上

　　90後女孩黃亦恬（化名）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專業大三學生，她的父親算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父親小時候家住農村，奶奶去世得早，冬天連件棉衣都沒有，經常要從學校“蹭”柴火回家取暖。考上大學後，因為國家有補貼，父親終於有了走出農村的機會。1992年市場經濟開始，適逢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紡織廠，開始給公司做外貿，一步步地積累，如今一家人已經在省會城市安家立業。

　　“我家雖然沒有那種非常傳奇的‘白手起家’的故事，但也是普通人通過個體努力實現了還不錯的生活。”黃亦恬很確認，自己一家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認為自己是“典型的改革開放的同齡人”。1976年出生於江西農村的他，感到改革開放給他的最大個人印記，“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才能夠通過一步步的努力，抓住或者說順應了改革開放的潮流，從一個江西農村的孩子，到了今天成為一名大學老師”。

　　他感到，自己個人境遇的變遷，其實很有代表性。絕大多數這一代中國人也都有類似的生命軌跡，這就是改革開放的軌跡。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並列提出，深化了我們對改革目的和發展歸宿的認識。

　　調查中，全體受訪青年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分別為7.59分、7.89分和7.82分。

　　這樣的結果可以揭示，這一代在改革開放後出生、成長的中國青年，確實是改革開放的充分受益者，他們對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美好生活，有著清晰感知並且樂於表達，這也將成為繼續深化改革的動力之源。

　　90後是“更幸福的一代”，80後顯然是“獲得的一代”

　　調查發現，不同年齡段的群體在“三感”上存在差異。對比80後和90後兩個群體受訪者：獲得感上80後更高；安全感同樣也是80後更高；幸福感則是90後更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90後是“更幸福的一代”，而80後則成為“獲得的一代”。

　　90後的獲得感、安全感更低而幸福感更高，這或許是因為，獲得感和安全感是跟個人閱歷有關，年齡更長的群體因為有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閱歷和體會，通過縱向對比，會有更明顯的獲得感和安全感。而90後由於生活閱歷，對比感受沒有那麼明顯，但他們活在當下，他們覺得這個時代很幸福。

　　對這一發現，胡小武表示可以理解。90後的幸福感更強，是因為他們是典型的改革開放後的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通常是70後，給他們創造了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他們屬於消費的一代。90後的安全感稍弱，是因為他們還處在人生成長和奮鬥的起點或初期，他們獲得的社會資本、保障性要素和支撐性條件，都還不夠多，因為他們還沒到真正擁有自己一方天地的時候，相對來說安全感就會弱一點。

　　通過對不同性別群體的分析，調查認為男性與女性在“三感”上均存在差異。男性受訪者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均高於女性。男性的安全感更是達到了8.06，明顯高於女性（7.55）。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孫柏瑛分析，女性對生活的各種要求本就高於男性。這是由她們的感知水準、審美情緒、對外部環境的敏感度所決定的。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獲得感通常是由兩個指標決定的。第一個指標是現實的服務提供品質，這是客觀因素，還有一個指標就是期望，期望值高，獲得感就會低。

　　縣鎮受訪者幸福感最高，一線城市幸福感最低

　　結合居住地的分析顯示，獲得感上，二線城市受訪者打分最高（7.67），農村受訪者打分最低（7.53），排在中間的是城鎮或縣城（7.62）、一線城市（7.55）和三四線城市（7.54）；幸福感上，城鎮或縣城受訪者打分最高，達到8.01的高分，一線城市受訪者的打分最低（7.73），排在中間的是二線城市（7.91）、三四線城市（7.89）和農村（7.85分）；安全感同樣也是城鎮或縣城受訪者最高（7.91），一線城市打分最低（7.70），排在中間的是二線城市（7.86）、三四線城市（7.79）、農村（7.78）。

　　農村受訪者的獲得感較低，孫柏瑛認為，這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有關。農村的養老、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還是不夠到位，需要很多政策手續，機構也不夠完備。至於大城市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低，“我們都有體會。通勤時間這麼長，大家節奏這麼快，誰還能有很多幸福感呢？”

　　二線城市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相對更高，胡小武表示，這基本符合他的判斷和研究發現。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一線城市，生活節奏帶來的焦慮感，人口規模和密度帶來的擠壓感，肯定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而二線城市的整體發展要素比較充分，又不像一線城市那樣忙碌焦慮，生活的舒適度便利性要好一些。所以他們生活的感覺可能是最好的。

　　“中小城市的人際互動比較密切，人們可以經常面對面交往。”孫柏瑛說，社會學講究“業緣”“血緣”和“地緣”，在中小城市，“地緣”中人際交往的密度比較高，又經常有血親之間的“血緣”互動，由於工作壓力不那麼大，“業緣”也還存在。這“三緣”在中小城市都能得到滿足，也就可以極大地提高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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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說明

　　本項調查是由中國青年報社發起，聯合“志願中國”和共青團中央官微，共同推出的改革開放40年大型青年調查。調查從2018年11月20日20時整開始，至2018年11月28日16時28分截止。樣本來源為中國青年報社全媒體平臺、共青團中央官微、“志願中國”網站及App。最終合計回收有效樣本量為6081。樣本覆蓋華北地區、東北地區、華東地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六大區。

　　具體樣本構成：

　　性別：男性佔52.4%，女性佔47.6%。

　　年齡：18~28歲的佔73.4%，29~35歲的佔8.7%，35歲以上的佔17. 9%。

　　學歷：本科佔57.1%，大專/高職佔20.7%，高中/職高/中技佔12.1%，初中及以下佔4.6%，碩士佔4.5%，博士佔1.1%。

　　居住地：一線城市佔14.0%，二線城市佔23.1%，三四線城市佔29.6%，城鎮或縣城佔20.9%，農村佔12.4%。

　　所屬行政區：華東地區佔33.5%，華北地區佔20.9%，中南地區佔19.6%，西北地區佔10.5%，西南地區佔10.0%，東北地區佔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