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大眼睛”為什麼能夠牽動億萬人心？
20世紀90年代初,受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青基會)委託,紀實攝影家解海龍拍攝了一組“我要讀書”的照片,它們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中有一張“大眼睛”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在那張黑白豎圖中,手握鉛筆的小女孩蘇明娟抬著頭,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因為這張照片,蘇明娟被選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
“很多人因此關愛我,更多的人因此為希望工程獻了愛心。”蘇明娟回憶當時的情景,非常感恩。
承載著蘇明娟渴望讀書眼神的照片引發社會各界對貧困失學少年兒童的廣泛關注,也讓捐助資金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
1989年10月30日,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基會發起了一項以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為使命的公益項目——希望工程。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援建希望小學20195所,資助家庭困難學生599.42萬名。目前,希望工程的內涵仍在不斷豐富。
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曾對希望工程進行過效益評估,並得出結論:希望工程已經成為我國20世紀90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富影響的民間社會事業。
直擊社會教育問題 希望工程應運而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80%的人口都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
1950年起,全國開展大規模掃盲工作。1956年,黨的八大之後,我國開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制度。1961年到1963年,黨中央先後頒布《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提出了大中小學教育的任務和培養目標,我國開始形成比較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會上,中央極其重視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鄧小平曾強調,“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倡導全黨全社會樹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
1983年,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戰略思路。“教育為本”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然而,20世紀80、90年代的教育現狀令人堪憂,據《瞭望週刊》報道:當時的中國,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小學生,平均每年有100多萬。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已經于198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但對於貧困家庭來說,每年要交納的學雜費仍然是沉重的負擔。
貧困地區的教育狀況亟待改善。1989年3月由共青團中央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基會,旨在通過資助服務、利益表達和社會倡導,幫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長環境。
“我們這兒今年又欠收了,我又從學校出來了,我要背著口袋外出去討飯……”這是河北淶源縣桃木疙瘩村張勝利和呂成山小時候寫給當時縣政協副主席車志忠的信。1989年10月初,中國青基會河北調研組發現,全村14戶人家共13名學生,其中有11名學生失學,張勝利和呂成山因為愛讀書,常常靠收集頭髮換錢來交學雜費上學。
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昔日“大眼睛”,今日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兼職)、中國工商銀行安徽省分行團委副書記蘇明娟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回憶:“1991年我上小學一年級,那時候學校根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校舍,就是舊社會的祠堂改建的,有窗戶,但是沒有玻璃,上面糊著紙,破了很多洞,冬天非常冷,也就是那時候解海龍老師拍了很多我們上課時的照片,其中就有那張‘大眼睛’。”
據解海龍回憶,1991年到大別山區採訪時,有一個孩子闖入了他的視線,她不斷地抬頭看黑板,低頭記筆記,這個女孩就是蘇明娟。“我發現蘇明娟的眼睛非常大,有一種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在蘇明娟抬頭的一瞬間,解海龍快速按下快門,於是有了後來經典的“大眼睛”。“回頭看這張照片,我覺得蘇明娟的眼神特別能表現孩子對讀書的渴望。”
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承擔著龐大的教育工作。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落後,特別是貧困地區多、人口居住分散、義務教育規模龐大、教育經費短缺等,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希望工程自發起以來,始終奔走在幫助貧困失學少年兒童重返校園的第一線。根據政府關於多渠道籌集教育經費的方針,以民間的方式廣泛動員海內外財力資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資助貧困地區的失學少年兒童繼續完成學業、改善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以促進貧困地區事業的發展。
凝聚廣泛的社會力量 愛心人士舉不勝舉
希望工程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它為大眾參與援助貧困地區的失學少年兒童搭建了公益慈善平臺。
寫信是希望工程發起初期的主要籌款方式。當時,中國青基會員工手寫了幾十萬封“勸募信”,寄送給社會愛心企業,號召大家支援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希望工程,中國青基會開始尋求媒體幫助。199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率先刊登了“希望工程——為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募捐”的公益廣告。隨後,《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等報刊也紛紛刊登了公益廣告。
1992年,作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大眼睛”照片一經推出,立刻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
“當看到那雙渴望的眼睛,中國人內心的愛和善意立刻就被喚醒了。同在藍天下,人們的生活卻有這麼大的差別,相對富裕的人們就想為這些孩子做一些事情,讓他們有書讀有學上。”首都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院長劉慧教授告訴人民網記者。
1994年召開的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立到2000年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國家級目標,分區規劃分步實施,形成財政投入為主、多渠道籌措經費體制,建立貧困學生資助體系,倡導社會捐資助學。
在國家政策的號召和媒體宣傳的影響下,許多愛心人士參與到希望工程捐助活動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給貧困家庭的孩子帶來了愛的溫暖和希望。
大音希聲,大愛無言。
“如果一定要留名,就寫‘一位老共產黨員’吧。”1992年6月10日傍晚,兩位軍人帶著3000元錢走進中國青基會的捐款室,他們是受人之托來捐款的,在得知捐款必須留下姓名後,他們這樣回答。同年10月6日,這兩位軍人再次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捐助了2000元。中國青基會的工作人員幾經輾轉終於了解到,這位“老共產黨員”就是鄧小平。
蹬三輪車20年,捐款35萬,資助300位貧困學子,天津老人白芳禮曾這樣感動中國。當有人問他對受資助的孩子有什麼要求時,老人回答說:“我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為國家做貢獻。”
山東省淄博市第二屆十佳青年志願者張明昭,結對助養了貴州省遵義市余慶縣的貧困學生小郭,每季度都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資和學習用品。目前,在張明昭和朋友的影響下,已經有150余個像小郭這樣的貧困孩子得到了一對一的長期資助。
“愛心人士舉不勝舉,太多了。”蘇明娟當年的老師,安徽省金寨縣三合實驗學校校長傅啟鵬告訴人民網記者,當年“大眼睛”的照片在社會上引起關注後,很多人捐助蘇明娟,捐助其他學生,也捐助學校,孩子們受助後學習成績都有所提高,很多人通過努力最終考上大學。也有很多人像蘇明娟一樣常回母校看看,捐助現在就讀的孩子,反哺社會。
金寨縣希望小學副校長廖桂林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非常感慨地說:“現在學校是擁有兩個校區、數棟校舍,以及標準化操場的現代學校。每個教室都配有電腦,學校還有圖書室、美術室、音樂室等。”金寨縣希望小學先後有650余名貧困生得到救助,周祥明、曾龍、張宗友等一批受助者先後跨入清華大學等高校大門。
中國青基會黨委書記、理事長郭美薦告訴人民網記者:“從當初以個人、以組織發動捐款為主,到現在有各個層面的公益夥伴,包括一些大型企業的慈善基金和一些公益基金會。”
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普通群眾,他們都關注著貧困地區的孩子,幫助孩子們獲得同等教育機會。作為無數愛心人士的縮影,他們也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各種力量,用實際行動照亮了孩子的求學之路。
慈善公益事業圍繞人民關切 不斷發展壯大
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水準已成為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進步,以希望工程為代表的中國特色公益慈善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不但依靠自古以來的傳統文化,更是依靠國家制度、法律的多重保障。”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團告訴人民網記者。
“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扶貧濟困、樂善好施是國人的行為習慣。所以當我們實施希望工程時能得到社會的快速響應。”郭美薦深有體會,公眾的參與是公益慈善事業持續發展的基礎。
“我們國家公益慈善事業最大的特色和優勢,就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服務於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圍繞大局,始終關注和致力於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切、最需要的現實問題。”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二級調研員沈東亮告訴人民網記者,“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響應黨的號召積極為人民群眾服務。這帶來了希望工程以及同時代的春蕾計劃、母親水窖等一批公益慈善項目的成功。”
2016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正式實施,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公益慈善事業和公益慈善工作法治化、規範化程度。民政部聯合多部門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也為慈善組織登記管理、有序活動和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為統籌落實黨的十九大要求的“完善慈善事業制度”“推動志願服務制度化”,民政部在今年專門設立了慈善社工司,進一步整合力量,大力動員社會力量有序參與、發展壯大慈善社工事業,引導慈善社工資源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
從改革開放初期不足100個社會公益組織,發展到目前超過7500個;社會組織接收的年度捐贈總額從20世紀90年代初不足10億元到2008年超過100億元,再到2018年接近千億元。中國特色公益慈善事業圍繞人民關切,不斷取得成績和進步。
“網際網路與慈善有機結合造就了一個全新的慈善生態,網際網路慈善的發展尤為迅速。”沈東亮說。目前“網際網路+慈善”增效提速,利用科技創新來推動“人人公益”。
2019年上半年,1400多家慈善組織通過網際網路開展的公開募捐有1.7萬次,獲得52.6億人次的點擊、關注和參與。2019年9月,由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舉辦的“99全民網路公益日”3天共募集善款24.9億元。“我國的‘網際網路公益’可以說走在全球前列,讓普通百姓都參與到公益中來。”楊團如是說。
教育、公益、扶貧齊頭並進 合力攻堅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1988年,時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弱鳥如何先飛——閩東九縣調查隨感》文章中強調:“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
1995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曾給延安楊家嶺小學校長寫信表達對孩子們的關心,“有機會通過捐建希望小學與你們建立聯繫,很高興。幫助老區、貧困地區發展教育事業,解決學生入學困難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新時期扶貧工作的一項富有意義的內容。”
“治貧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別是要注重山區貧困地區下一代的成長。下一代要過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這樣將來他們的發展就完全不同。義務教育一定要搞好,讓孩子們受到好的教育。”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表示。
“人窮不能志短,扶貧先要扶志,教育扶貧是脫貧攻堅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工程正是教育扶貧的典型體現。”楊團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表示。
“要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就要靠教育,而學校教育體制中最基礎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小學。”在劉慧看來,“希望工程對我國九年義務教育能夠更快地實現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
希望工程將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一提到希望工程,人們便會想到教育、公益、扶貧。希望工程在喚起社會的重教意識、促進義務教育發展的同時,更改變了一批批貧困兒童的命運。
在社會的持續捐助下,希望小學以每年760多所的速度遞增,上萬所貧困地區的農村小學徹底告別“有磚不過千,有門沒法關,有窗壘著磚,有頂露著天”的危房校舍。
截至2019年9月,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152.29億元,資助家庭困難學生599.42萬名,援建希望小學20195所。
“希望工程所取得的成績屬於所有參與希望工程的人,更屬於全社會。”中國青基會黨委書記、理事長郭美薦說,“希望工程在啟動之時,有很多人提出,只要有一個孩子失學,這個項目就不會結束。”
2019年9月26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活動新聞中心新聞發佈會上指出,我國用2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義務教育普及之路。
“現在國家已基本解決了‘有書讀’的問題,接下來希望工程將朝著‘讀好書’的方向發力。”郭美薦表示。從希望小學、1+1助學等發展到涵蓋希望工程快樂系列、希望小學教師培訓、希望廚房等希望小學建設公益項目集合,以及在非洲援建的23所希望小學,希望工程的內涵在不斷豐富。目前,希望工程開展“希望工程助力脫貧攻堅”等公益扶貧項目,引導社會愛心力量向貧困地區傾斜,助力公益扶貧、教育扶貧。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公益慈善組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在廣大城鄉社區、在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中積極作為,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發展壯大。
曾經接受捐助的學子們懷著感恩的心反哺社會,成才後不斷將愛的希望薪火相傳。
蘇明娟曾是希望工程最具代表性的受益者,如今,她轉身成為踐行社會公益事業的行動者,第一筆工資就捐給了希望工程。“因為大家的愛心,很多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有機會重返學堂。一路走過來,我和其他小夥伴都非常幸運。”在去年圓夢大學行動中,蘇明娟資助了15名大學貧困新生,今年她打算資助50名大學新生,希望幫助更多的貧困學生。
成人善事,其功更倍;動人善願,其量無涯。曾經的“大眼睛”女孩,如今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蘇明娟常常給孩子灌輸公益的理念,“希望能夠將愛的接力棒傳遞下去”。(孫競、熊旭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