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穩健前行】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歷史文化根基
編者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生長于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是植根中華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豐富起來的，不僅保障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也為多元文明共生並進的人類社會發展增添更多色調、更多範式、更多選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系統總結和深刻闡述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麼” “完善和發展什麼”，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提出了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為深入學習宣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誌社共同組織“中國穩健前行”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撰寫系列理論文章，今天在求是網推出第4篇，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當代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包含著豐富的優秀傳統社會治理思想資源。主要體現為：將“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進行創造性地改造和提升，作為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因子，熔鑄于新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當中；以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了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制度優勢；將源遠流長的維護國家統一理念及愛國主義精神形成了堅持全國一盤棋、一國兩制等顯著優勢；以內涵豐富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形成了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與良性互動；將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形成了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發展完善的強大動力支撐和不竭力量之源。
當代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所具有的深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包含著豐富的優秀傳統社會治理思想資源，這些資源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得到創造性傳承和發展，能夠在新時代釋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傳承和發展大同社會理想
中國共產黨人將“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進行創造性地改造和提升，作為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因子，熔鑄于新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當中。
大同社會理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禮記·禮運篇》寫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這種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大同社會理想，長期浸潤在中國優秀傳統思想的底蘊當中，不僅成為歷代有識之士的價值追求，而且成為社會大眾對現實社會的判斷標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構成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強大理想牽引力量。直到近代，這種社會理想依然煥發著新的生命活力，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其近代發展形態。
中國共產黨人在規劃未來社會理想、創建新型國家制度之時，就合理吸收了大同社會理想的優秀思想因子。毛澤東同志在闡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制度時，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階級消滅理論，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社會理想緊密聯繫在一起。毛澤東同志指出，共產黨人就是要領導人民經過不懈奮鬥，“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這個論斷，一方面，明確指出了“大同社會”缺乏理論上的科學真理性、有效的力量支撐和現實的實現路徑；另一方面，對它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改造提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經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實現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的大同理想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處理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關係，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關係，把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深化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的實踐當中，形成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的顯著優勢。
傳承和發展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人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創造性地發揚和傳承，作為重要的思想因子熔鑄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當中；形成了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發揮了強大的治理效能。
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係，形象地說就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係，各民族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裏不同成員的關係。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能夠融入這個民族每一個人的血液中去，形成思想和行為上的自覺和默契，構成民族認同的思想之根，以此為根據培育和發展著豐富多彩的思想形態，形成一體多樣的民族命運共同體。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本特點，是中國各民族融合發展的自然結果。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始終是一個永恒主題，各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社會風俗、知識體系、思維方式等相互交流，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匯聚成多姿多彩、內容豐富的中華民族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維繫力量，民族認同的核心。鴉片戰爭後，外國侵略和亡國滅種的危機把各民族的命運緊密連在一起，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這就是各民族團結統一和共同發展的中華民族意識。
在創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際，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結合中華民族的具體特點，堅持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原則，制定了一套正確的和富有遠見的民族團結政策，廢除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探索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在起草《共同綱領》時，毛澤東同志就提出，我們要搞統一的共和國而不是實行聯邦制，選擇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決。1949年9月月7日，周恩來同志在《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中提出：“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在這種精神指導下，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
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和制度支撐。
傳承和發展維護國家統一理念
中國共產黨人將源遠流長的維護國家統一理念及愛國主義精神進行創造性地改造和發展，熔鑄于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當中，形成了堅持全國一盤棋、一國兩制等顯著優勢。
維護國家統一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上古時代，中華民族先祖黃帝和炎帝就以部落會盟合符的形式，鍛造了以團結統一為核心的治理觀念。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改分封諸侯國為設立郡縣制，進一步在政治體制強化了國家統一。漢承秦制，乃至往後的歷朝歷代，追求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國家治理實踐和思想文化價值觀念進一步得到系統化，逐步成為中華民族思想的深層精神追求和內在價值尺度。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以維護國家統一理念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心中，維繫著中華大地上各個民族的團結統一，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發展繁榮而自強不息、不懈奮鬥。
五四運動時，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愛國青年挺身而出，全國民眾奮起抗爭，誓言“國土不可斷送、人民不可低頭”，奏響了浩氣長存的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壯歌。五四運動催生的中國共產黨，是維護國家統一及愛國主義精神最堅定的弘揚者和實踐者。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政黨理論、國家學說，依據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在國家制度創建、治理體系完善、治理能力提升的過程中，繼承發展了維護國家統一理念及愛國主義精神的維護大局、維護團結、反對分裂等因素，賦之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內涵，使之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統一的制度去向、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重要特徵和鮮明優勢。如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顯著優勢。維護國家統一理念及愛國主義精神依然釋放出強大的治理效能。
傳承和發展德法共治思想
將內涵豐富的德治和法治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熔鑄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當中，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形成了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治理效能。
道德倫理學說是中華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對道德規範的認識價值和行為操作價值作了充分論證，賦予道德規範以具體的政治功能，主張以道德原則規劃社會政治，約束政治行為。提出以仁、德為核心，“天下為公”、“以德配天”、“為政以德”、“修齊治平”等政治準則。《大學》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歸本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等。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文化，把個人與社會、自我與天下有機統一起來。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突出地強調以自身修養為基礎、以服務社會為歸宿、以忠於國家為根本。在現實與未來關係的關係上，以理想為牽引，以務實為根本，把務實性與理想性有機結合起來，既強調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又注重形而下的務實追求，既要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
這種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的路徑，體現到對社會發展的總體設計上，就是大同社會同小康社會的統一，既追求理想性的大同社會、王道政治，更注重從小康之家出發，從富民教化入手進行社會治理。因此，價值觀的走向是建立在個人完善之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
同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也有豐富的法治思想，重視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就提出了一系列法治思想。管仲提出了“以法治國”的觀點，強調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錶”， “不能廢法以治國”；《墨子》指出，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呂氏春秋》強調“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此後，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重視在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德治和法治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融入到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當中，形成了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推動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不斷改革創新、與時俱進，不斷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始終充滿著旺盛的生機活力。
傳承和發展民本思想
將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熔鑄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當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形成了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發展完善的強大動力支撐和不竭力量之源。
民本思想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傳統的重要內容。《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即載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管子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孔子主張“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孟子提出“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西漢賈誼提出“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的觀點。唐代柳宗元提出的“吏為民役”觀點可以說是人民公僕思想的早期表達形式。宋代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宋代朱熹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中國共產黨人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性內容，創造性地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民主體地位的首要原則、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並把這些創造性的理論觀點以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鞏固下來，形成了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繫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等，並把這些顯著優勢轉化為強大的治理效能，使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在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顯示出時代性價值。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中的歷史文化資源決不僅僅限于上述內容。經世致用，天人合一，和合發展，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等，都在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創建和發展中得到傳承和發展，凝練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也都需要我們深入全面地分析和理解。
（作者：金民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