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多孩時代 多措並舉提振生育水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這是繼2015年全面兩孩政策之後，中國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也是在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之後，針對中國人口形勢所做出的重要政策響應。中國從此進入多孩時代。為什麼實施三孩生育政策而不是全面放開？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影響？需要通過哪些配套支援措施保障生育政策的順利施行？

　　規模壓力與結構挑戰並存是實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原因

　　中國人口正在面臨規模壓力與結構挑戰並存的嚴峻形勢。“七普”數據顯示，一方面，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高達14.1億人，龐大的人口規模壓力依然存在，人口和資源環境間的緊約束關係依然存在，而且區域間、人群間的生育意願和行為差異不容忽視。另一方面，2020年總和生育率只有1.3，再創歷史新低，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2.64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為18.7%。老年人口數量和比例都超過了少兒人口，倒金字塔型結構凸顯。

　　在這樣的人口形勢下，實施全面三孩政策是兼顧了規模壓力和結構挑戰。既延續了過去的數量控制策略，考慮了人口規模壓力依然存在的現實；同時又在原有的數量限制上進一步寬鬆化，考慮到了生育持續低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每一個階段的人口政策都是立足現實、兼顧歷史、著眼未來的。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會帶來全方位的社會變革

　　雖然僅僅在原有二孩生育政策的基礎上多增加了一個孩子，但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卻更為深遠。

　　首先，三孩生育政策為新型紅利的出現和中長期人口紅利的持續創造了條件。之所以“人口紅利”問題備受關注，是因為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抓住機會創造並享有了“人口紅利”。這一“人口紅利”主要源自人口轉變期間生育率下降帶來的總撫養比下降。隨著人口老齡化逐漸加深，少兒人口比例在生育政策寬鬆化改革驅動下會逐漸上升，相應地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將趨於消失，何時再現，取決於人口結構的變化互動關係。目前需要盡可能開發人才紅利、老年紅利和性別紅利，以新型紅利代替原有的人口轉變帶來的紅利。

　　其次，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會帶來一定的社會撫養壓力。從中長期來看，新增的人口會轉變為新增的勞動力，相對緩解社會壓力。人口結構的問題，不是立竿見影的問題，這一代新生兒，需要20年左右才能轉變成勞動力。在生育政策寬鬆化改革的前提下，對於勞動年齡人口壓力的緩解相關的措施，或者說對社會總撫養比的增加可能帶來的一些問題，需要做好充分準備。

　　再次，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使家庭規模的差異化和多樣化更為凸顯。之前，不少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家庭的同質性更強。隨著生育政策的寬鬆化，家庭因為孩子數量差異在規模上顯現出比以往更大的差異性，而孩子數量差異又凸顯了家庭在生兒動機、育兒理念、經濟實力、社會資源等多方面的差異。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不能立竿見影地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關鍵在於面向2.6億老年人口，發揮老年人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優質服務。某種意義上，老齡化問題是結構問題，可以通過調整結構加以解決；老年人口問題則是民生問題，需要在高品質發展的背景下系統解決。

　　減輕生育養育壓力是保障生育政策順利施行的必要條件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每年新生嬰兒中二孩佔比不斷提升，二孩總和生育率也有所上升，但總和生育率仍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育齡人群特別是年輕育齡人群的生育焦慮造成了生育水準總體上的偏低。

　　第一是經濟顧慮和困難，突出體現在“三育”負擔上。生育負擔主要是生孩子的成本，生一個孩子的直接成本從幾千到上萬元不等，完善孕產婦和嬰幼兒保健與護理服務體系，根據家庭經濟情況進行相關費用的減免，可有效降低生育負擔。養育負擔因家庭而異，是家庭經濟條件和父母育兒期望的具體體現，需要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準，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也要適當降低人們育兒的精細化程度和過高期望。教育負擔較為沉重，課外輔導、擇校費用、學區房等一系列相關成本均與之相關，需要國家系統政策配套，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此外，經濟顧慮還體現在就業的穩定性和住房的安全感上，安居樂業才有可能放心生育。

　　第二是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困境。工作家庭衝突是職業女性面臨的難題，也是目前生育意願和行為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女性產假時間的設計既要考慮家庭育兒實際，也要兼顧單位的承受力，否則單位的損失會以招聘歧視等方式反射到女性身上。關鍵在於扭轉育兒是女性專責的意識，生育不僅是女性的、更是家庭的、也是全社會的責任，生育相關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需要妥善分擔，在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時相關政策措施的設計必須貫徹性別平等的理念。

　　第三是晚婚晚育的社會文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晚婚晚育逐漸成為社會實踐，婚姻和生育年齡不斷推遲，特別是在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齡已經接近30歲，高齡生育會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健康問題。因此，重塑社會婚育文化，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營造適齡婚育和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文化氛圍，消除年輕人對生育的焦慮和恐懼，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推行這些相關政策配套措施中，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性，應關注人群需求的異質性，既要滿足一般需求，也要滿足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的人群的特殊需求，措施制定要從使用者角度出發進行設計。二是要考慮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特別是涉及資金髮放、假期安排等類政策措施，要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多方訴求，確保政策措施能夠落地實施且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宋健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